邓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邓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坦率地说，这些事情“使我们受到了惩罚”。在大跃进最疯狂的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数千万人上山下乡，挖树找煤，找矿炼铁，建起了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铁炼钢。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一个多月时间内，农村的公社化就基本实现。把原来一二百户组成的合作社，变成了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组成的公社，废除农民的自留地，推行准军事化的管理，过集体化的生活，吃免费的公共食堂，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来进行农业生产，最终对中国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谈过他自己对这些事情的责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但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头脑发热和毛泽东不完全一样，文革时候一个批邓的材料透露过：邓小平在动员大家参加大跃进时这样说过，我们的女同志很快都可以抹口红，穿高跟鞋，打扮得漂漂亮亮。邓的“城市情怀”可见一斑。

　　邓接着对穆加贝说，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穆加贝听到这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邓则继续自己的叙述。穆加贝听得很认真。这使我想起念中学的时候，学校曾邀请过一位目不识丁的公社老大爷来做忆苦思甜报告，他说着说着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了起来，“我父亲1960年饿死了”。老师提醒他“是1940年吧”？他摇摇头，“不，不，是1960年”。

　　穆加贝询问邓，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邓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穆加贝频频点头，他对毛泽东是非常尊重的。邓接着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邓用词精辟，六个字：政策，步骤，方法，反映了他治国的一贯思路，治一个国家，除了战略要正确，还要有与之配套的政策，轻重缓急的步骤以及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这样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说到这，邓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

　　实际上，这段时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比较务实的中共领导人正全力以赴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努力也埋下了毛泽东对他们不满的种子。英国前驻华大使伊文思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1964年，邓小平参加锡兰(后改为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个庆祝活动，锡兰大使向邓询问毛泽东主席的近况，邓说：“老人家最近一直在山上修改自己的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