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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日，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楼上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洛甫(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及各军团领导人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洋顾问李德列席会议，翻译依旧是伍修权。总共不过20人。
会议的中心议题一是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由于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其他重要事务，会议在接连的几天里多是在晚饭后开始，每次都开到深夜。
会议由博古主持。会场静下来后，他从一只黑牛皮挎包里取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带着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向大家讲开了。在《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中，博古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做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各种客观原因，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强大。
随着博古不紧不慢地报告，李德不停地点头，很长时间以来不见的笑容又出现在他的脸上，与会者也都认真地听着，但多数人的脸上逐渐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朱德边听边暗自发笑，心想：这哪里是报告，完全是“左”倾路线的辩护词。
好不容易等到博古讲完，周恩来紧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中央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主观方面的错误，对李德和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对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
大家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开始时不安的心情被一种兴奋所取代，细心的朱德只见博古、凯丰听得皱起了眉头，李德更是看出了苗头，一个劲地抽着雪茄，以掩饰自己的慌乱、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
两个报告听完后，会议转入大会发言。洛甫首先站起来，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评。”
博古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洛甫，他到底要讲些什么？与会者把目光投在洛甫的脸上，十分关注，只听到他的声音铿锵有力：“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总结根本没有说到实处！第五次反‘围剿’是因为国民党太强大？是因为苏区条件太差？是因为帝国主义支持？……那么我要问一句了——前四次反‘围剿’与第五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承认事实！这一年来，党内根本没有民主。博古同志把李德同志捧成太上皇，言听计从，别人的意见一点听不进去！李德同志更是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其实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完全按照洋框框，凭想当然指挥作战……”
博古感到震惊，想不到洛甫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作为高级领导人，过去很多时候他们常在一起合作共事，虽然免不了有一些嫌隙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这样反对他的意见。过去他们之间的距离，今天好像又拉长了，这是他无法理解的事。李德听了洛甫的“反报告”很是不安，想发作恼怒但又无可奈何。
这时，毛泽东把手中的烟头掐灭，站起来：“洛甫的发言，就是我要说的。我再补充几句。”在会上，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朱德边听边点头。
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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