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一听就火了:“离开了?到哪去了?是离开京西宾馆到别的地方了,还是离开北京了?”
总理把孙岳、钱嘉东、张作文三位秘书都叫到面前。三人站在院里,总理站在房檐下的走廊里,一条腿蹬在栏杆上,对三个人批评道:“人家说离开了,但没有说离开北京啊!为什么不追问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这样主观想象人家回去了?本来和陈锡联约好了下午要谈事情的嘛,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
总理火气很大,声音也很高,我当时刚到西花厅不久,对能否胜任这里的工作心里没底,看到这场面,更隐隐产生了胆怯,甚至对总理有了点畏惧感。
后来我还真遇上了一次总理发脾气。那是上世纪70年代越战期间,我国支援越南的物资运输船要先经过台湾海峡到达北部湾,然后才能到达越南的海港。有一天上午10点左右,我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大概内容是说:“我们一艘运输船已经顺利通过台湾海峡,那边虽有戒备但没有什么动作。”
我马上整理成电话记录,在中午之前,把电话记录连同要批阅的文件一起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并把电话记录放在了最上面。
没想到,就在自以为踏实的时候出了问题,中午1点左右,总理按电铃叫我,我觉得很突然:总理睡下没几个小时,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也没多想,我马上向总理办公室跑去。我推门而入,说:“总理,叫我?”
总理指着电话记录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报告?”老人家的眼睛瞪着我,非常严肃。我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连忙说:“我以为您还没有起床,就写了‘电话记录’放在桌子上。”“我是问你,为什么不到卫生间去报告?”“你知道不知道这是军事行动?”总理越来越严肃地问我。我这下醒悟过来了,急忙回答:“知道。”
“既然知道,还这样处理?”总理斥责一声,我看到老人家气得手都有点颤了。
我也紧张起来,赶紧承认错误:“总理您别生气,我没有把这件事当做军事行动来对待,今后一定注意。”
有时,别人开玩笑奚落我们:“怎么,又挨总理批评了吧?”我们就既骄傲又自嘲地说:“是啊,你想挨批评还轮不上哩!”
请敢说话的林一山到会
能不能虚心听取和认真对待各种意见,善待那些敢于在领导面前坚持讲真话、说实话,敢于“冒犯”直谏的人,这是一个人的品质和党性修养问题,也是执政党的党风建设问题。在这方面,周总理是我们党的楷模。
建国后不久,为了根治长江水患,毛主席提出一个宏愿,要“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个愿望直到今天,随着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修建完成,已经实现了。三峡工程的下游不远处,还有一个长江水利工程——葛洲坝。葛洲坝修建于1970年,在建设过程中,周总理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1970年,湖北省提出兴建葛洲坝的方案上报国务院。国务院进行研究论证的时候,刚从“牛棚”解放出来的长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提出了不同意见。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磨砺,铸成了这位60多岁的老人认真得近乎固执的性格,实事求是凡事都讲科学;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管在谁面前都敢于争辩。后来,我去拜访他时,他告诉我,在毛主席面前他也曾和一个不同意见的同行争得面红耳赤。
林一山对先上葛洲坝工程主要有这么几点不同意见:一是葛洲坝作为三峡大坝的反调节航运梯级装置,原计划等到三峡后期才开始的,故地形勘测、地质钻探都做得很不够,不宜开工兴建;而三峡工程已完成了勘测、设计,准备充分。二是三峡工程计划分三期进行,分期开发方案的工程规模和投资同葛洲坝工程相差不大,故应先建三峡,至少在三峡一期工程完成后再建葛洲坝,这样做省钱、省力,困难也少。
1970年12月,周总理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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