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周总理是个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并善于纠正错误的人。

　　1973年3月7日，周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文革”以来，外国专家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总理在讲话中对这些情况逐个举例说明，表示:“这个责任我们来负。作为政府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泱泱大国的总理，当众赔礼道歉，使在场的各国专家无不感动，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温暖了很多受伤的心。

　　1973年6月16日至2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周总理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谈。他让外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外交部随后写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外交部内部刊物第153期《新情况》上。文章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指出:“美苏两家欺骗不了世界人民，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总理看后，表扬了这篇文章，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但是，事态急转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况》第153期后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

　　对于毛主席批评的原因，总理心里是清楚的，但他仍本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精神，遵从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检讨。总理致信外交部:“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这个观点是我同意的……这个事情你们没有责任，如果错了，这个责任我来承担。”信中还诚恳地写道:“望你们也应该以此为鉴，发扬钻研探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以要求我召集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

　　周总理主动承担责任，为外交部的同志们减轻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沉重的思想负担。

　　这就是可以信赖的周恩来。

　　周总理对自己说过的意见，做过的批示，一旦发现不全面、不正确，都会立即纠正。1970年，国防科委给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要试验生产一种神经性毒剂——沙林。总理批示同意。后来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和外界反应，这个项目又准备停止。在一次会议上，国防科委的同志碍于总理曾经批准过这个项目，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我看出了国防科委几位领导的矛盾心理，就凑到总理耳边说:“总理，试验生产这个项目的报告是您批准同意了的。”总理听后马上明白了国防科委同志的意思。他既严肃又亲切并郑重地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的，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这就是敢于当众正己的周恩来。

　　为什么不到卫生间去报告

　　不少同志问过我，在人们心目中，周总理总是温文尔雅，谦恭和善，你们在他身边工作，是不是看到他也发脾气？我对他说，总理也有脾气，也发过火。特别是当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对工作造成损害的时候。

　　我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几年里，看到他发过两三次火。总理即使发火也不是以势压人，训人、骂人，而是以理服人。第一次看到总理发脾气是到了西花厅工作半个月后，心里确实有些害怕。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结束后，总理让秘书把一封特急信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辽宁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手里。陈锡联当时住在京西宾馆，当通信员赶去，找到他的房间时，工作人员说“已经离开了”。通信员把情况报到总理值班室。值班的同志认为，离开了，就是回沈阳了呗。就让通信员先回来，然后再想办法联系陈锡联。结果，这封特急信没有按时送到陈锡联手上。

　　总理忙了一个通宵，已经换上睡衣，到院里转一下就准备睡觉了。在院里，他把值班秘书叫过来，问那封信送到没有？秘书如实汇报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