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雪山过草地

    1936年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爬上玉龙雪山，主峰海拔高5596米。

    父亲回忆说："我们都是南方人，在远处望着雪山好奇"。经过短时准备，带上干辣椒，就踏上雪山，身穿单衣和草鞋的红军指战员在深到膝盖的积雪中，左脚拔出右脚就陷进去，饥饿、寒冷、冻伤严重威胁到每个人的生命，山沟狂风大作，飞雪打得双眼睁不开。小伙子对严寒和稀薄的空气很不适应，到了雪线以上严重缺氧，感到胸闷难忍，呼吸困难，似秤砣压胸、手脚沉重。遇到冰层踏错会滑入山崖丧生，白雪反射会失明。

    有的战友停下来休息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僵硬地和冰雪冻结在一起。父亲说，玉龙雪山常年积雪，我们爬雪山时正值春季解冻期，大部队排成“之"字队形行军，踩踏挤压了积雪引发雪崩。滚滚从天降下的大雪块造成雪雾弥漫，如山崩地裂铺天盖地山摇地动，轰隆声阵阵如炸雷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夹着强大气流冲下山坡，整连整营数百人被活埋只是一眨眼瞬间的事。没有被雪崩吞噬的部队在风雪中继续前进，再往远看雪雾弥漫，任凭狂风呼啸、雪崩肆虐。队伍中的人是全是雪人，缓慢行走，眼前除了白雪看不见队伍，看不到尽头。父亲永远记得许多战友就这样被冻僵而死去或被活埋在积雪中，永远长眠在雪山上。

    和我父亲同年同月参加红军的同村老乡肖土环，他是本村50多名跑出来当红军一路征战剩下的没多少人中的其中一员，他21岁在饮事班，跟老班长学会做饭和钉马掌，可他就在雪山上长眠了。我父亲说到他总念叨着，他和我都许下心愿，要坚持活到胜利一起回老家的，可他连饿带累，站在那没吭一声，四肢已经僵硬。我父亲忘不了和他离别的场景，他口中还呼出气，但眼己睁不开，他是想靠着休息一下，却被冻僵在上边，拉也拉不下。他年长象大哥，匆匆离别也没留下一句话。他原在村里打铁，会钉马掌，曾给贺龙等首长的马匹和拉粮草的马匹换过马掌。

    我父亲解放后回老家，四处打听他家的人，其家人都被国民党杀害了。

    从雪山上滑下就进入了茫茫草原。原始苍茫的草地，人迹罕见，自古无入通过。

    父亲说过草地是红军长征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最饥饿、牺牲和掉队失踪最多的一段生死历程。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卅南部，有蜿蜒起伏的玛柯河、多柯河交汇流过的地方叫班玛，藏译汉为"莲花盛开的地方"。这里峡谷险峻，河两边郁郁葱葱的松林，沿山都是被松树覆盖的山恋，间或有几座碉楼点缀其间。

    1936年，正是果洛藏族人民处于反抗马步芳统治最黑暗的岁月。马家军在班玛的邻县久治长驻一个骑兵营，班玛百姓遭受残酷压迫，对官兵充满仇恨和恐惧。

    炎热的7月初，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近万人，在长征途中突破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追击、拦截所设置的重重天险难关，又在甘孜清算了张国焘分裂逃跑主义的错误之后，浩浩荡荡向北挺进。

    为了执行第二第四方面军立即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决定，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团长陈伯钓、政委王震率十六、十七、十八师、模范师及军直机关万余人，进入班玛到达今日的班前乡，沿玛柯河西行。

    红六军团宣传队在子木达沟口石壁上书写的标语“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字样赫然醒目、浑厚雄健、苍劲有力的大字，至今保存完好，被列为省级革命文物遗址，见证了红六军团长征来到班玛藏区的重要历史。

    为了解决红军的粮秣，准备用4天时间等集粮食。

    时值7月的高原林区，地形复杂，天热多雨，疾病流行。

    当地群众受国民党匪军的造谣惑众，并不了解红军，青壮年纷纷逃入深山老林，躲避在他们中传说的"打灰绑腿带红布五星的官兵"，留下老弱病残妇女小孩看家。红军进入班玛，严守纪律，不动不拿少数民族百姓的任何东西。

    以下是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长征日记》里记录的。7月15日到亚尔堂乡亚尔堂寺宿营。我军在绒玉(即今天的班玛县云班前乡的任玉)休息筹粮，我模范师及18师均到达任玉。筹粮无成绩。7月21日(雨)，本日我军到达离阿坝50里地山下露营，30军同志送牛120头来。连曰天雨，缺粮、帐篷少，掉队死亡现象极严重。(70里)，30军属红四方面军。7月23日(晴)，本月我32军及17师、模范师自西倾寺出发后，即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带、臭尸(指先头部队宰马为食，剥去皮肉，留下骨架而已发臭，我部取骨架上残肉而食)。致部队极疲困，减员两师达二百人。

    当时已担任侦察连长的父亲后来回忆时说过:“记得长征后期生活极其艰苦，途中掉队牺牲的人很多，王震带着六军团长征经任玉草地，那时还不知道是青海，只知道在阿坝西南不远了。走过一路的不是整个大部队，约有一二个师，我们从甘孜出发往北走了几天后，翻过一座大山即到了现在的班玛县境，沟不宽，山很大，中间有条大河，约20多米宽，水流很急，翻过大山看到了藏民村寨和群群牛羊，森林很多很大，村寨旁边种有青稞"。

    下山后突然遇到敌骑兵，父亲果断指挥组织伏击，击毙敌军数十名捕获二十多匹马还有部分干粮。在搜索时发现敖包石块堆里有几包碗豆，于是留下三块银元，取走了碗豆。

    把缴获的战马和干粮全部交给后继部队，经批准带着几包碗豆继续向前方搜索前进，父亲把豆子分到战士手中，规定这是三天口粮。

    年轻的战士们带着伤忍饥挨饿加上高原反应，连续行军打仗，到了阿坝地区就快出草原了，但长期风餐宿饥饿相伴实在是饿极了，分到豆子后有的就生吞下去，长期饥饿吃进难以消化的生豆子，又喝了水，肠胃受不了，害出了人命。肚子胀的鼓鼓，用手扣嘴也吐不出来，痛的在地上打滚，脑门青筋暴胀，双眼直瞪，活活地被胀死。

    父亲也吃了碗豆肚子胀得痛疼难忍，差点去见“马克思”，好在留下一些碗豆，没喝水万幸又逃过大难。父亲说，都是苦出身的娃子，只知道没饭吃会饿死人，真不知道饥饿久了猛然吃下生豆，再喝水会胀肚子撑死人。

    在长征后期的草地行军有许多人误食有毒野草失去生命，有喝了有毒的水或吸入瘴气牺牲的，各部队非战斗减员大增。在行军中许多战友饿昏到地还爬着向前，有的不吭一声，一头栽到就再也没能站起来。在和四方面军重返草地时，饥饿、疾病、打摆子，陷入泥淖，沉入水底的更多，茫茫草原天气变化无常，环境恶劣，几万人马忍饥挨饿，把所有能吃的都吃了。

    草地上有草甸子，草地有水，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腰、深处没顶，远处望去，似绿色海洋，水中有无数个草甸子，踏上去软绵绵的，有大有小，上面长满青草，星星点点。

    父亲说：“看到水中鼓起的草丛(草甸子)以为可以落脚，一脚踩上去，下面的黑水臭气泛起，其中有的草甸子是牺牲了的战友被薄薄地用草和泥掩埋，尸体腐烂发酵后鼓起的草堆”。

    草地是水草覆盖下的高原湿地，青草绿地间小溪和水湾环绕，没有路，暗藏玄机，杀机四伏，地下泥潭无法识别，走到边缘向下滑陷，连人带马沉入泥底。为了抢救战友伸出手去拉一把，也会被连拖带陷滑落到深深的泥水中，愈陷愈深。前面探路部队的人员、马匹陷进去后，留下记号或留人提醒绕道行走，才能避免再次陷落，数不清的红军陈尸草地，无法入葬。父亲说:"走草地红军损失最大，仅红二、六军团过草地前1.6万人，出草地时1.3万人，损失了3000多人"。

    原本红二方面军再坚持几天就能走出草地，又奉中央命令与红四方面会合重返草地，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几经折腾，致使无数年轻战士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茫茫草原里，红军以命相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泣鬼神、惊天地。

    1986年班玛当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专门派党史办主任羽翔文同志采访了我父亲，我在旁边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被藏民百姓久久传颂的红军故事。

    请红军到家里住

    据当年见过红军昂秀的母亲说，红军到班玛是藏历鼠年，正是7月的收获季节，从班前乡的叶昂沟、亚尔堂的水磨沟、玉柔沟等处来了许多打灰色绑腿的官兵，因为害怕带枪背刀的官兵，当地藏民群众躲进森林，他们从山林中看到这些打灰绑腿远道而来的疲惫饥饿官兵，坐在河边、田埂上休息，没有钻进地里摘豆荚吃，而是在边上挖野菜，拣牛骨头熬汤喝，觉得和过去见到的兵不一样，当时不知道打灰布绑腿的官兵是红军。

    天下大雨了，这些官兵都在雨中挨淋，没一人进碉楼的，还有受伤生病的在屋檐下躲雨，浑身也湿透了。只有在阿邦格党家住有"红宝(官员)，门口站有哨兵，许多兵见了“红宝"(红六军团首长)要举手敬礼。唐洛说，有几个兵住在我家屋檐下，因为生火做饭不小心把墙上的垫木烧着了，"红宝"得知后批评了当兵的，赔了木料钱，还向我父亲赔礼道歉。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夜间风大，寺院一间殿堂不慎失火，一些红军战士为扑救大火而牺牲，当地藏民群众很受感动，奔走相告，劝回老乡，请红军住进了他们的碉楼和寺院。

    红军战士们为藏民挑水劈柴打扫院落，藏民们为我们弄吃的。父亲回忆说:“我们宿营后，很多藏民回来了，看到我们与马步芳军队不一样，通过翻译做工作，宣传政策，他们了解了我们红军是北上抗日，很高兴，消除了误解，百姓有说有笑，他们自愿给我们带路弄吃的"。有位当地有文化的人还写了一首歌词：

                         “青青绿色草地上，
　　                      灰衣人从哪里来?
　　                      濠濠细雨透衣衫，
　　                      他们的名字叫红军；
　　                      涛涛松林风唱歌，
　　                      蜿蜒曲折翻大山，
　　                      夜空明亮北斗星，
　　                      他们是抗日革命军"。

    当地群众为红军筹集了粮食，还把饥饿病亡、救火牺牲的战友遗体掩埋在山坡，并脱帽鸣枪致敬送别，开了追悼会。

    班玛解放后，这批红军墓地受到当地群众保护。改革开放后的2006年，县政府将红军灵柩迁移到木达沟“红军亭"附近重新集中安葬。此处背靠青山，面向江水，竖碑"红军墓"以示纪念，加以保护，让后来人瞻仰。让历史告诉后人，当年在这里许多胸怀革命理想，充满共产主义信仰的工农红军，纪律严明，宁肯饿死自己秋毫无犯，在大火中抢救寺院贡献生命的烈士永远值得人民纪念。

    尊重藏教僧俗留下佳话

    在玛柯河下游有一座著名的佛塔，那是噶玛巴七世叶西娘吾的诞生地，还有噶玛巴七世前往西藏时所修建的吊索桥，红军筹粮时来来往往，后来被当地群众叫作“红军桥"受到保护。桥后是被中央电视台专题报道过的班玛碉楼群落，层层叠叠的碉楼依山而建。

    当年任弼时政委和张子意主任住过的碉楼。父亲在房里看到碉楼是由当地的石板和木料垒砌而成、墙厚、窗户小、有三层平台，上楼的圆木梯是话动的，可以上下抽动，这是当地人为了保卫家园，防御敌人攻击而设计的。

    红六军团领导带部队进入班玛后，任弼时政委专门在这里召开会议，要求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红军战士按照僧俗帮户主挑水、劈柴、打扫院落；红军向当地寺院和群众借住过的房屋，一律缴纳房费；所购买的牛肉和粮食公平买卖，不赊账；红军走时还向藏胞赠送枪支弹药、军锅、木桶、油灯、衰衣，给当地僧俗群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原亚尔堂憎人夏智华.更尕回忆说："当时有几个红军小战士因寺院都在山上，晚上天冷没盖的，把寺院的“大玛尼卷"取下来披在身上，领导知道后，严肃批评了战士，并做严格检查，杜绝类似问题再发生，并当面向寺院活佛道歉赔礼。

    红军的严守纪律好作风让见到"大玛尼卷"被动而愤怒的藏民僧俗化解了矛盾。许多群众主动为红军筹粮购布料，还自发组织藏民为红军带路，送红军到达阿坝，还有不少藏牧民投身参加红军。

    红军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这段历史留在边远藏民心间，当时流传吟唱着一段抒情歌谣：
　　                      红军走了，
　　                      林寨空了；
　　                      林寨空了心不焦，
　　                      心焦的是红军走了……

    红军离别赠送铜锅

    在红六军团离开时，一位户主索敏和红军相处有了感情，离别时惜惜难舍，红军把一口铜锅送给索敏家留作纪念，刚结婚的求保是索敏的儿子，小夫妻俩把这只铜锅珍藏至今。

    锅盖因蒸煮有点破损陈旧，但锅底被擦得锃亮，上面凿刻的字，历经80多年，依稀尚清。中间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魏体字，右上篆有"淑芳女士   纪维先生    结婚纪念"题字，左下便是赠送礼品的三位"李毓瀛、胥妤毓、周毓斌  合贺”落款。

    这是件十分珍贵的红军革命历史文物，传颂美好祝愿，求保小夫妻把这件“红军锅"当作传家宝收藏了80多年。

    红军留下的锉刀

    红六军团进入班玛时，翻越雪山的高山反应和病痛伤残饥饿折磨比过任玉草地后的情况更糟，不时有伤员栽到在地，有的伤病员受到藏族同跑的救护留下养伤，有很多就留在了当地民间。

    莫巴乡的铁匠公保老人回忆说，他在1936年夏天和哥哥去亚尔堂干活，在雪江滩上埂地方，发现一位大约30多岁的红军躺在地上昏了过去，穿的衣服很破，面色苍白，两眼深陷，我们把他背回家喂茶喂饭，很快恢复，劝他留下跟我们学打铁。

    第二年春天，他精心打了一把锉刀，上面刻着双手捧着一颗红星的图案送给我们，他含泪告别我们要去阿坝找红军，挽留再三也不行，他走后哥哥不放心，专程去阿坝找他也没下落。

    后来哥哥病逝，反复嘱咐我要把这把锉刀保存好，说这是红军留下的遗物，是纪念品千万不能弄丢了。班玛解放后，1961年铁匠老人公保把这把珍贵的锉刀交给了人民政府，现存在班玛县城红军纪念馆。

    小木匠"红加”

    还有一位小红军因为受伤被藏族同胞营救后就留在了当地，他的名字叫红加，一直留居在班前乡岗村，村里的藏民同胞都叫他“昂加"，是藏语称呼红军的谐音，昂是红色，加是泛指汉人同胞的意思。

    昂加是当年被藏族同胞精心救护幸存下来的一位红军小战士。红加说，他原籍四川太平村人，原名何世安，红六军团经过他四川老家时，他跟着他老师和姐姐及其他同学一起参加红军，那年他12岁，只晓得跟上共产党打倒地主老财干革命，就不会饿肚子有饭吃。

    尽管他年纪小，长征路上过草地英勇战斗，下料被敌人骑兵冲过来砍了一刀，身负5寸长的刀伤，皮肉翻出露出骨头，伤口长蛆，他跟随部队坚持走到任玉草地，因为经常下雨被淋，伤口化脓，高烧不停掉了队。小何自己步履满跚、摇摇晃晃走到阿格尔东哇村昏倒在路旁。

    一位名叫唐阿觉巴的好心阿卡正好路过此地，发现一个穿着破旧灰布军装的小孩倒在地上，摸摸鼻子还有气息，他左右张望看看没人，就脱下外套包起孩子背回自已家。

    经过采药疗伤，小何的刀伤渐渐好了，小何穿上阿卡大伯找给他的小藏衣能够下地慢慢行走时，就急着要求阿卡大伯给他指路，他要追赶红军，回到部队。阿卡觉巴比比划划地解释，听说红军大军早己返回四川走向西北方了，你只能住下来等有了红军的确切消息后，再去找也不迟，也安全点。其实阿卡觉巴看到小何年轻、聪明伶俐，非常喜欢，处于爱护，考虑到小何伤势太重有意挽留他。

    阿卡觉巴请小何先在木匠哥哥那里学木工手艺。过了两年小何很快适应当地生活习惯，也学会了藏语，经常跟师傅去给人家做家俱。不久由阿卡大叔和木匠师傅做主，找了贤惠的藏族姑娘仲拉结婚成家。

    七八年过去后，小何心中想念红军，但因妻子的恩爱和救命恩人病逝离去，也就定居下来。他家住在一座简陋的碉楼里，红加小何仍然保持着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为人诚恳实在，礼貌待人，每天勤勤恳恳出去做活，养家过日子。

    玛柯河、多柯河两岸好木材有的是，谁都想请"木匠红加"给他们打家俱。天长日久，红军小战士小何己经完全融汇到藏族人民心中，当地群众一直把他叫昂加或木匠红加，成为当年红军留下的代表，班玛藏民群众对红加的名字和故事家喻户晓。

    红军虽然在班玛久治停留时间不长，但在广袤的大地上播撒了革命的火种，鼓舞果洛藏族人民揭杆而起反对马步芳的血腥阶级统治的斗争。1938年春夏之交，果洛人民联合行动，一举全歼了马步芳喇平福骑兵团。

    1950年由于红军的革命影响，果洛各部族同胞派代表前往兰州西北局，向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请求早日解放果洛。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部暑下，促成了果洛的和平解放。1952年果洛藏族人民迎接果洛工作团组建人民政权，藏族人民从此当家作主，果洛班玛县委和人民政府经常慰问看望红加这位老红军，当班玛庆祝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纪念时，他手举巨大的革命火炬，参加了全县干部群众的"长征接力赛"。当时，万头攒动，人声鼎沸，火把高擎，鞭炮声炸响……

    父亲曾向有关单位提议说："凡在红军经过的雪山草地，发现人体的尸骨，都是红军指战员的遗骨，要盖个很大的红军墓地，让后人祭奠烈士。"

    以上是父亲曾亲口对我说的他在红军土地革命时期的战斗故事，他还讲过他在抗曰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福建前线准备解放台湾的故事。

    我爱伟大慈祥的父亲，深爱他忠于党和人民，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坚定意志、优秀品质。他那经历战火硝烟熏染的坚毅面容；挺拔抗压、耐力无穷的军姿；坚强果敢、敢打必胜的血性；爽朗豁达、自信乐观、智慧过人的眼光和笑声，永远铭刻在我心间。

    我凭父亲口述和回忆资料，加上父亲战友的叙述、亲人的回忆，客观真实运用红军战斗经历红线展示了伟大的红军精神。

    长征是无数红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革命战争史，我会向下一代、再下一代讲述红军的故事。让红军精神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让我们为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踏着革命先辈的足迹，永远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

    （谨将此文纪念父亲逝世二十一周年，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六周年，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