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尹特辉。（尹康宁供照）

    人物简介：尹特辉，(1916.6.25一1995.3.27)，江西省永新县台岭乡高汶村人。1930年1月加入共青团，同年4月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山東省军区顾问。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我爸爸曾向我讲过他的红军故事。这是父亲留给我的红色记忆、红色传奇、红色财富，这里传颂着伟大的红军精神，振奋人心，砥砺我们前进。

    父亲1930年1月参加革命，从参加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开始，经历过三次长征。

    第一次是1934年8月告别永新井冈山根据地，与数倍敌人在崇山峻岭周旋，粉碎敌军围追堵截，向西挺进。12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与贺龙红二军会师后，转战湘鄂川黔继续北进，这就是著名的红六军团西征，这次西征拉开全部红军长征的序幕，红六军团成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探路先遣队。

    第二次是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率领下，从桑植县刘家坪出发，强渡金沙江，翻越夾金山，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进入阿坝草原，1936年底到达陕甘宁地区，走过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完成红军三军主力大会师。

    第三次是抗曰战争时期，跟随王震、王首道率领359旅南下四支队护送9OO名干部团从延安到广东的长征。

    我父亲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在中原大悟山、宣化店与新四军五师汇合，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中原突围后随皮旅编入华东三野九纵。

    父亲参加过晋西北战役、宁武战斗、忻口会战、雁门关伏击战、冀中齐会、陈庄歼灭战、行唐战斗、百团大战、淮阴、涟水运动防御战、徐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京沪杭战役等。

    解放后入朝作战，参加第五次战役，打击美八军的金城阻击战、平康攻击战和上甘岭等战役。回国后又到福建前线28军82师参加炮击金门，准备解放台湾的行动。

    父亲戍马生涯25年，经历大小战斗近千次，杀敌无数，战功赫赫！

    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戍马一生，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

    在父亲身边我曾多次听他老人家讲述战争年代的故事。因历史久远，时间地点可能记不准，有些人名也想不起，只能向大家讲述故事梗概。

    十三岁离家投奔红军

    在上世纪初，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并妄图瓜分中国，国内军阀连续十多年混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家、地主剥削阶级残酷压榨百姓，民不聊生，苦难深重。在我们老家江西偏僻的永新山区，地主恶霸欺压百姓毫无人性，苦难的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1927年八月一日暴发“南昌起义"，这支起义部队来到永新的井冈山建立工农割据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 。             

    我家祖上世代务农，家境贫寒，我爷爷叫尹细生(在村石灰窑做雇工)，奶奶肖四姬(带我爸放牛、打柴、捕鱼维持生活)，我父亲6岁时爷爷就去世了，是奶奶一人拉扯着我父亲和我姑姑(尹雪元)长大。

    当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唤醒民众，没饭吃的穷苦人纷纷投奔红军。我父亲在给地主放牛时，听到了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穷苦人翻身闹革命"的口号，他和村里孩子一起看到红军队伍进村，看到地主老财恶霸被斗、烧毁地契的场面。这些场景感染了大家，也在我父亲心中埋下了革命复仇的火种，他参加农会积极投身到与地主老财的斗争中。                                

    1930年1月，那年我父亲13岁，因积极参加欢迎红军和斗地主土豪大会，(由本乡共产党员罗叔真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参加红军)。那年遇天旱，收成减少，欠交租金，本村地主恶霸范昌在白匪“清乡"时，勾结保安团，把参加农会和青年团的村民抓起来示众，我奶奶和爸爸也被梱绑在树上，用皮鞭严刑拷打，逼着交租，磨着刀扬言要砍头示众，并一把火烧了我家的茅草房，后来是红军击败保安团才救出我奶奶和我爸爸。房子被烧毁后，我奶奶只能带着儿女住进了庙里。恶霸范昌处处刁难，百般欺凌我家人，天旱时断水不让浇地，不让上山砍柴，为了活命奶奶在村里乞讨要饭吃。

    那年的夏天，蒋介石派兵疯狂对井冈山地区的红军进行清剿，白匪军所到之处杀人如麻，血光冲天，“山要过火，人要过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人"。

    一天当晚时，我家所在的高汶村被白匪军包围，部分村民躲进山林，村里的男丁被五花大绑。这次白匪用的办法是“边清匪、边抓壮丁"，《清剿告示》写着给愿当白匪军的赏发五块大洋，不参加的则以“通共匪嫌疑"拉出去抢毙。              

    敌人这次行动连孩子也不放过，我爸和村里的一些男劳力被绳索捆绑串在一起，白匪兵持枪，举着火把，剌刀闪亮押着老乡向村外走。

    大人们都知道这一去就是死，孩子们可不懂这事。我爸被绳牵拉着走，村里的大人看着可怜的小娃子，就偷偷帮我爸解开绳索，在路过池塘边把我爸推到草丛里，我父亲躲在草丛里，听到枪声响，就这样藏了一夜，躲过了大屠杀。

    那天深夜，父亲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乡亲们，吓懵了，他急忙跑回庙里，见到了娘。 

    当娘的不敢留下自已独子，如果让地主恶霸范昌和他的狗腿子发现了就没命了。 奶奶问我爸怎么办?我爸说“投奔红军去"。奶奶借来6个鸡蛋煮熟后塞进我爸的口袋里，我爸就孤身一人翻越深山老林，寻找红军去了。

    这次挥泪匆忙离开母亲，远别家乡，他参加红军后曾经数次路过家乡，但就是没敢到庙里去找娘和妹妹。

    一次雨天部队行军路过家乡，当时父亲可以回家看看母亲和妹妹，但他担心地主恶霸范昌和狗腿子发现自已会祸害家人。

    记得那天，他在雨中看到母亲在村道边站着，浑身被雨淋湿，望着红军队伍想找到儿子，我父亲看到后，犹豫停顿片刻，拉低斗笠遮住脸，匆忙离开了。不料，我爸这细小动作还是被范昌的狗腿子发现了。               

    第二天，范昌和几个狗腿子把奶奶和姑姑捆绑在村头柱子上，恶狠狠地用鞭子抽打，逼着奶奶劝回参加红军的儿子，还不给饭吃水喝，在日光下暴晒三天，范昌自己动手磨刀，要当众斩首示众。后来在村里乡亲们被激怒了，有的用砖头砸范昌，有的解绳子，在大家的救助了才没被砍头，此时的范昌也怕群众，更怕参加红军的我爸会杀回来要了他的命。　

    自从我父亲投奔红军后，一别55年，对家里发生的事是他老人家1985年荣归故里时才听到的。

    解放后，范昌地主恶霸罪大恶极，东躲西藏，最终被抓捕，判处死刑。

    我爸还说，奶奶给的六个鸡蛋在寻找红军的路上吃了，但鸡蛋皮一直留在上衣左口袋里，一直留到了红军胜利会师陕甘宁。

    在红军医院见到毛泽东

    父亲孤身钻山林走夜路，荒山野坡狼嚎声声，天地一片漆黑，风吹树梢，总觉得后面有人追，脊背凉风嗖嗖。

    饥渴疲惫，父亲在小溪边喝水，吃了妈给的鸡蛋，鼓起劲继续赶路。

    天破哓，在距永新西南五十多里武功山下找到了红军医院。在半山腰几间较大的茅草房的四周拉绳，挂着洗晒的纱布，担架队从前方转移来的伤病员很多，我父亲先是分到护理班，在河边专给伤员换洗带血和化脓的布条，护理伤员喂水喂饭。

    据父亲回忆中说，这个医院是1929年小井红军总医院被“会剿"后放火烧毁，另选址在武功山上重建的红军医院。

    进医院时个子矮小，没枪高的父亲虚报二岁才留下，后来安排在医院当通讯员。父亲的原名叫“尹财利"，当时出来当红军都怕连累家人，株连九族都不敢用自已的真名实姓，红军医院领导登记名字时新起了一个名叫“尹特辉"。父亲因家庭贫穷，没上过学目不识丁，领导起的新名是他在行军作战间隙中，让有文化老表用树技在地上划着写，才学还会念，学会写的。解放后在上海时，老家来人都只叫他“尹财利"，还不知父亲已经改了名。

    在父亲记忆中，对他加入红军医院后的一段经历记忆犹深。

    1931年冬季的一天，红军总前委原领导"毛委员"来看望伤病员和医务人员，这时毛泽东己被解除党内、军内职务“靠边站"，但他身处逆境，仍坚持工作，虽有职务(闲职)，但无实权，但他仍走到基层，到部队，到医院搞调研。他还是一如既往，认真坦然，从容沉着，无怨无悔，心里装着党和红军、穷苦大众，忍辱负重把个人冤屈抛到一边。他不放弃自已符合实际的主张，不信命运摆布，不受形势左右，不辱使命，顾全大局，担当大任，尽可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工作。不消极、不等待，不屈服压力，不安于现状，积极求索努力改变现状，积聚能量，酝酿大变革。他心系红军，特别对红军在军事方面的“反围剿"行动极为关注，从受损较大的红军部队的伤员中调查实情是他最关注的重点。那次见到毛主席，他走过时，我父亲清楚看到“毛委员"左脚受了伤，包着左脚下大草鞋比右脚大许多，左脚掌用绑腿布包着，伤情较重，行走要用拐杖。这是我父亲在一边看到的真实情景，在红军最困难危急之时，毛泽东不惧危险、带病带伤边搞调研，边看望伤员，此情感人至深。

    毛主席见到伤员，俯下身子问候。伤员们都愿围坐一起和他谈谈红军战斗情况。

    父亲后来才知道这是"毛委员"经过这里专门赶来看望和慰问伤病员和医务人员，但更重要的是“做调查，了解前线情况，听听伤病员的真实反映"。

    这二天发生的事和我父亲看到听到的事，是后来年纪大点的同志说起来，才让我父亲逐步明白其中的道理和原因。

    毛委员对红军各部队“反围剿"的情况极为关注，由于毛被排挤出中央，剥夺了最高决策权，不让毛参加会议，看不到内部文件，听不到前线作战最新消息，只能到基层、到医院伤病员中了解、才能从交谈中获知红军作战的情况。

    当时战场情况复杂，只有从活着的伤员口中才能获得真实客观的战况。调查谈话中有的伤员情绪激动，有骂娘的，对牺牲战友和指挥不利泣不成声，泪流满面，还有的流露悲观失望情绪发起牢骚，部队在艰苦环境中带武器拉队伍脱离红军的增多，遇到强敌一打就散，逃跑投敌或拉队伍上山为匪。特别是起义过来的旧军队的军人说怪话、难听话就更多，对红军这样下去，在井冈山上的斗争还有必要吗?红军还能坚持多久?提出许多问号。战斗中指战员牺牲很多，只有通过和活下来或负伤的同志谈，才能更多了解掌握第一手情况。从失败流血中总结经验教训，长记性避免重蹈覆辙，这是"毛委员"特有的调查研究方法，他深入细致，听不同意见，听到和发现许多的新情况，也从群众智慧中找到解决红军出路的好办法，他以事实为证，从战争中学习，用流血的教训和生命换来的真理指导革命战争实贱。

    "毛委员"在这期间坚持调研，夙兴夜寐，熬夜看书写作。在井冈山写成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游击战略十六字诀》、《古田会议》、《支部建在连上》等文章，都是从政治军事斗争中总结提炼的宝贵经验。与博古、李德拼消耗、堡垒对堡垒、走到消极避战、惊慌逃跑，湘江战役8万多红军减少至3万，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形成强烈反差。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领导是红军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遵义会议"后毛泽车又重新回到领导职位，他率领红军长征、抗日、解放了全中国。

    半年后，红军医院在"反围剿"中被迫转移，父亲被编入到湘赣军区独立师特务连。

    扮敌军营救陈琮英

    1934年，红六军团突遭敌军包围袭击，在部队紧急转移中，我们队伍中的陈琮英同志下落不明。大家知道陈琮英同志是任粥时政委的爱人，还是红六军团机要员，她背在身上的包里有电台密码本和重要文件。这可是重要机密，落入敌手危害极大，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军团首长组织部队转移，军情紧迫，边打边撤。为了部队转移，为了寻找和救出陈琮英，处于两难境地时，任弼时、肖克、王震确定营救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既要确保各部队跳出包围迅速转移，又要及时救出陈琮英和电台密码文件。

    在两难决择时，必须临危不惧，果断决策。

    任弼时、肖克、王震决定大部队继续撤离，留一个营接应，派出小分队进行营救。

    对营救小分队的任务特殊性作出特殊安排。首先在人员挑选和组成上专门挑选首长警卫员，因为首长警卫员认识陈琮英，陈琮英也熟悉首长身边的警卫员，这样才不会见面时互不相认或误认错失机会。
军团首长根据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决定营救小分队化装成敌军进入敌占领区寻找解救陈琮英。

    我父亲当时担任张子意主任警卫员，任弼时警卫员是余秋里，还有其他首长警卫员在侦察队长毛赤军带领下，脱下裹在身上已变馊长满虱子的灰布旧军装，换上国民党军服和胶鞋，抽去绳子换上腰带，在小河边洗了脸，把乱蓬蓬的头发掖到帽里出发了。

    如果不穿敌军装，营救小分队根本无法进入敌占区，只有首长的警卫员才认识陈琮英，就算找到了陈琮英，她不认识我们也不会跟我们走。

    我们进了村庄，父亲第一次执行这个特殊任务，没经验年纪小，心情特别紧张，看到侦察队员的放松样子，也学着放松，但就是装的不象是敌人的样子。

    那时，敌人己把全村人赶进几间大屋，我们也跟着进去搜找。

    在人群中我们发现了陈琮英，但她却没有看出我们。当我们走近她，抓住她当双目对视时，她才看清我们这些熟悉的面孔，她反应出的表情是首长警卫员化装成敌人进来救她的惊奇。

    我们将她和几个百姓一起捆绑起来押出去，由于敌军麻痹，现场混乱，我们就这样押走陈琮英同志脱离危险。此次任务极其顺利，没费一枪一弹，没有伤亡，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敌人眼皮底下救出了陈琮英和密码文件。

    敌人做梦也想不到，化装的红军就这样如入无人之境，怎么也想不到在这群老百姓中会有任弼时的爱人和“密电码“这条大鱼。

    这次行动安排周密，环环相扣，计中有计，兵不厌诈，机智取胜，实现了军团首长的预期设想和目标。

    父亲从通信兵、侦察兵到侦察排长，亲身经历多次惊险多变、化险为夷的任务，也有深入虎穴强攻抓捕敌军官的行动。老年时他常提起这些战斗往事，谈及最多的就是他执行侦察任务胜利而归时流露出的喜悦和自信必胜的神态。

    陈琮英的脸盆

    红六军团在“反围剿"中，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利用井冈山山水相连、沟壑纵横、山势险峻的有利条件与数十倍于我的敌军围剿部队进行周旋，粉碎敌人的围追堵载，在崇山峻岭中走一路打一路，拖住放人、消耗敌人，以减轻对中央红军的军事围剿压力，有时孤军深入冒着全軍覆灭的危险也要掩护策应中央红军突出重围。

    在我父亲回忆中，有些他当年亲眼目睹的感人场景和鲜为人知的事，是埋在心中又难以书面表述的情节，在写回忆录时，有些事就顺口直接说给我听了，更多的事是父亲和战友们交谈时，我在一边听到的，这些才是军史来源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后代最想知道的真实情况。

    在湘赣川鄂黔的广袤大地和高山丛林中，无数红六军团的指战员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红色革命根据地。

    部队天天行军，吸引牵制拖垮敌人。红六军团指战员都很年轻，战士们都是十多岁或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大山穷苦人家的娃子，特别能吃苦，在行军中似疾风快走如飞，日行七、八十里是常有的事，高强度的急行军全靠两条“飞毛腿"与敌人兜圈子周旋、拼抢有利战机，狠狠地消灭敌人或甩掉敌人的追击。

    陈琮英跟随军团首长行动，她的密码文件包随身必带，最显眼的她还带一大脸盆，四周打上眼用绳子栓在身上。

    常言道：上山容易，下山难。在行军队伍中的女同志虽能吃苦，但行动较慢。特别是夜行军，停下休息时容易迷糊睡过去。肖克提出让女同志用绳子绑在腰上串连起来，休息时倒地一起睡，出发时一拉一串就能保证一个不掉队。

    在战斗最危急时，为了确保密电码安全，陈琮英就用脸盆当‘滑车"甩开敌人的追击，她身材矮小，人坐在脸盆上，把文件包紧紧抱在胸前，用脸盆边的绳子栓紧自己，就顺山势斜面向下滑，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有时撞在树桩上，有时向下翻滚，有时连跳带蹦地向下坠落，有时高高抛起重重摔下，停下时要紧紧抓住树才能停止向下滑去。

    在山坡草地上下滑的速度很快，每逢上山她总落在后面，用上脸盆下山快的都赶上先头部队了。

    身上衣服被树枝刮破，头发蓬乱，划破伤口在流血。

    她就这样巾帼不让须眉，在抢林弹雨中用脸盆当"滑车"，成了名符其实的"山地飞行军"，危急时刻不畏艰险拼命保护着密电码本。

    父亲把亲眼看到的讲给我听，后来我翻阅《红六军团征战记》，看到李贞将军(甘泗淇夫人)当年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深深地被红军女战士的精神所感动，振奋不己。

    负伤活埋被救重返部队

    我父亲参加红军后，在与敌人面对面的血腥撕杀中经历数次生死考验。

    在井冈山这片红色大地上，他经历多次大战、险战、恶战，打出了威武不屈、敢打硬拼的必胜勇气，淬火成钢。他多次流血负伤，多次绝路逢生，死里逃生，浴火重生。

    他生前曾讲述过他多次遭遇生死大劫难，最令他难忘的是松山战斗。

    这次战斗中父亲被敌炮火掀翻，滚落山沟。事后我父亲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少天?也不知自已是死是活?当他感到有冷湿的泥土和水泼到脸上时，他才苏醒过来。微微睁开眼，朦胧中着到有人影在眼前晃动，这些人手中用铁锨正在挖土向坑里填埋，土就埋在自已身上。父亲用力睁开眼，张开口拼命喊，可喊不出声来，双手从土中伸出，用尽全身之力向他们招手求救。

    挖土的老表们发现后走近，看到我父亲还喘着气、睁着眼，吓了他们一大跳，好几天了，死人堆里还有活着的人。

    “好几天吃不上饭，饿也饿死了"，老表们一阵惊奇后把我父亲从被埋的土里扒拉出来。发现我爸还是个小娃子，全身血肉模糊，老表们帮我父亲擦去后才知道受得是轻伤，是被炮弹震得昏厥过去，他身上的血和肉全是牺牲战友身上的血肉。和他一起被埋的战友都还是十四、五岁的红军小战士，要是我父亲这次被老表早埋了也就活不下来了，要是我父亲当时没醒过来不奋力挣扎求救，也就错过被获救的机会，很万幸，阎王爷不招，与死神擦肩而过，父亲命大被救了，又一次死里逃生。

    父亲在老表家养好伤后，就寻找红六军团要回部队。他日思夜盼想念领导和战友们，他离不开这个战斗集体，要杀更多的敌人，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偿还血债。“只要还有一口气，死也要死在红六军团的征战中"。几经磨难，在群众帮助下，他历经艰险又回到了红六军团。

    王震教我们机动侦察

    我父亲先是在红十七师当侦察员，后调到军团部侦察大队，由于政治可靠、军事过硬、机智灵活被调到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身边当警卫员。

    担任军团首长警卫员后，跟领导一起行军、打仗、宿营，近距离听到首长讲话和组织指挥打仗，长了不少见识，对领导性格牌气都有所了解熟知。

    每当父亲提到侦察兵的战斗，都会提到王震政委，他虽是政委但懂军事，抓侦察工作粗中有细。

    我们侦察大队分二部分，有跟随军团首长担任侦察、警戒的分队，另一部分是在各地的游动和固定的侦察人员。王震常说:侦察工作在“反围剿"中是关系生死最重要紧迫的任务，敌人在哪里?敌人想干啥？只有通过侦察才能知道敌人的企图"。侦察员是首长耳目。红六军团长期在井冈山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很早就建立了自已的侦察组织。

    其办法是，给在战斗中负伤的指战员重新安排侦察任务，就是把被打瞎一只眼的、胳膊腿部受重伤，不能再跟随部队行动的伤残较重的同志，由地方党组织安排在各县村，住在农民家边养伤边执行侦察任务，有的带伤早出晚归或晚出早归，就在县城和交通要道上穿着敌军服装蹲守(伪装侦察)或乞讨要饭(游动侦察)，有时还在敌军驻地附近乞讨(抵进侦察)。同时用此法对敌军展开攻心战，让敌军看到他们自己的人被打伤致残流落街头的痛苦和悲惨现状，以动摇瓦解敌人军心。

    我侦察兵还配合当地游击队开展"锄奸"工作，扫清敌人的“耳目"。在给敌军洗衣、烧饭、修工事都安插进我们的人，打探情报。还用快信、火把、消息树等多种办法快速传递情报。把敌人一直蒙在鼓里，变成瞎子聋子，真是无所不用、无所不及、无孔不入，玩耍敌军于股掌手心之中。

    敌情是活的并不断变化的，大战来临前，双方都搞侦察，极力隐蔽和伪装自己的真实企图和行动。有很多收集传来的情报因时间地点和敌情变化难以确定其真实性，军团首长都会尽一切可能派出侦察分队对敌实施不间断机动侦察、跟踪侦察、打入内部侦察，确保情报准确。

    在我军活动方圆数百里内都有红军的“耳目"，准确的情报保证了部队行动隐蔽和安全，敌军的围剿、突袭常常落空，劳累三军，无功而返。这就是蒋介石最为恼火，屡次清剿无法根除红六军团而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的原因。

    我翻阅过许多红六军团战史资料，众多英雄形象汇集脑海，我发现唯有红六军团能长期独立在井冈山地区坚持数年斗争，真的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收集整理，我父亲回忆的往事只提供了一些情节，这还远远不够。如部队离开根据地，在侦察方面我们也吃过大亏，有过沉重的教训和血的代价。

    父亲举例说过“红六军团到贵州甘溪败仗就是远离根据地，侦察情报不灵，差点被敌包了饺子，虽然成功突围，但损失巨大"。

    父亲说起在甘溪一仗全体警卫人员奋力抢救军团首长的事来时，激动地几度哽咽。

    突围中，许多指战员面对凶残的敌人，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拉响手榴弹与蜂拥而上的敌人同归于尽，没有退路或负伤后纵身跳入悬崖壮烈牺牲，52团打到没剩多少人，有的部队被打散。

    我们警卫员紧随着首长前后左右护卫，任弼时政委的眼镜被摔坏，行走看不清路，我父亲和余秋里搀扶着首长。这次突围情况特别危急，四周全是敌人。任弼时和张主任指着灌木丛就领我们钻进去，走过一段后发现有个断石层，张子意主任让我们用肩顶手托把领导推上去后，又拉我们爬上去隐蔽起来，任政委和张主任都掏出了手枪，弹上膛。不一会追兵就到了，枪声密集(断石层正好是射击死角)，子弹从面前划过，敌人从我们边上冲过去，虽四处搜查，也未发现我们，好在树叶茂密，藏身处隐蔽，临机避险躲过一劫。遇到突围出来的部队，我们才下来，边打边撤，连背带杠护送领导钻山林突出了重围。

    像这样抢救首长，父亲经历过多次。我们的红六军团首长指挥千军万马，有智慧谋略，临危不慌，听领导指挥总能化险为夷，绝路逢生。他曾说过：“从五次反围剿到陕北延安，红六军团无一领导牺牲，无一人掉队，无一人饿死冻伤，甚至无一人轻伤"。

    从红六军团西征到胜利会师陕北，父亲一直跟随张子意主任。父亲说过，张子意主任帮我打过草鞋，教我学文化，我们一起挖野莱，扎帐篷，干战亲同手足。张子意主任在征战中坚持写日记，专门嘱咐过，他若牺牲，让我父亲把他的曰记本交给党组织。

    拽马尾巴渡江过河

    在湘赣鄂川黔转战中，遇到江河湖泊是对红军行动带来的重要障碍。

    虽然指战员中多数会游泳，但也有很多不会游泳的“旱鸭子"，我爸就算其中一个不会游泳的，他恐高晕水。没敌情过江河时有渡船、竹筏或拉绳索引渡，但在紧急状态下全靠自己渡过江河比登天还难。

    我父亲知道马识水性，过水流湍急时紧紧抓住马尾巴就能闯过去。在多次抢渡江何中，他靠着毅力和勇气，不放弃，抓住马尾巴拼命顽强坚持冲过去。

    在炮头击起冲天水柱，子弹横飞，水浪奔腾，湍息水流漩涡中，他或抱竹筏或拽着马尾巴渡江过河，看到被鲜血染红的河面，看到被击中沉入江底的战友，他多次侥幸生还。

    他随红二、六军团在长征路上数十次抢渡江河。父亲曾对我说过抢渡金沙江时他差点“光荣"的过程。

    1936年4月，红六军团强行军120多里，赶到金沙江边石鼓地区，甩开了敌人。蒋介石察觉红军要渡金沙江，气急败坏，急调滇军孙渡追堵红军，派飞机轰炸石鼓渡口。红六军团的前面是滔滔金沙江，后面多路追兵紧逼上来，能否在敌军围拢前抢渡金沙江，对红军是生死考验。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上界是通天渝，从横断山脉奔流而下，上游江面宽阔，穿过深山峡谷突然收紧，水流湍急地势陡峭，极为险峻。

    4月25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年逆江而上，截获和寻找到5条船，当曰组织渡江。

    26日夜，我父亲搭乘的船航行至江中被炸，多数人落入水中，我父亲和战友抓住一块木板，大家向对岸游去。

    我父亲抓住木板时呛了滿口水，顺水向下漂去，在战友们帮助下，他没沉下去，他紧紧抓住木板，渡过金沙江。

    第二天，敌人的刘正在富旅赶到江边，望着红军远去望江兴叹，拣到一只红军草鞋，使他哭笑不得。至止，宣告蒋介石在金沙江围歼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彻底破产。

    在数十次抢渡江河中，我父亲在战友们帮忙下逐浙熟悉水性，在战争中学会游冰的故事也激励我早年学习游泳。我十五岁曾游过济南段的黄河，父亲得知后，当着众人面夸奖我。

    经历战争硝烟的老人在晚年回忆中，痛苦悲伤是让儿女最心痛的。我常依偎父亲身旁，看着他迟缓的眼神，闪烁的泪花，他在我面前总是只讲他经历的战斗和艰险历程，很少谈及他吃过的苦，爸越是不说我更是心痛，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冒枪林弹雨，拽马尾巴，抱竹筏抢渡江河数十次，遇到的苦难和生死危机靠自已硬闯过来了，承载苦痛深埋在心中，可能是触到了他最心痛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