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在新四军军部出生，由新四军医銭讷仁好爹接生的

我在新四军机关门口的留影

渡江后我和大弟弟徐利有了第一套儿童服装

我与新四军官兵在机关门前的合影。前排穿围裙的小女孩是我（身上穿的是新四军军服改制的小衣服）

渡江后我们全家合影。父亲徐铭延、母亲夏溶、大弟弟徐利、小弟弟徐东和我

渡江后在苏南行政公署留影。母亲夏溶、大弟弟徐利、小弟弟徐东和我

一九六三年我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

我（左1）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领导乔泰阳（左2）和刘华苏（右3）前往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慰问新四军老战士夏溶妈妈（睡着的老人）。

    我有幸随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寻访调研团到江苏寻根。虽然没有找到我出生的老地方，但让我回想起童年在新四军的岁月。更要感谢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总会、一师分会的乔泰阳和刘华苏二位将军带着部分团员到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探望我们大家的新四军老战士夏溶（我的妈妈）。妈妈已经入院很久了，能见到新四军后代，真的让她很高兴。下面，就是我的往事回忆，请大家分享：

    每当雄壮威武的新四军军歌响起，那红色的记忆在穿越时空的歌声与军号声中把我带到近七十年前的童年时代。母亲夏溶1941年参加新四军，成为新四军机关报《东南晨报》后改名江海报的一名记者，后与军报总编辑徐铭延认识，相爱结为革命伴侣，在新四军中生下了我。季方伯伯（解放后为农工民主党主席）的夫人是当时解放区中少有的医生，她接生了我。当时苏中解放区的形势有了改善，我没有像其他在军中生下的孩子被送到老乡家中抚养。父母一直把我带在身边，我有幸在军中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一、独轮车上的转战

    我的父亲徐铭延生于1917年，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就参加了抗日活动，1933年在通州师范学校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新四军东进后任苏中四分区党委机关报《东南晨报》总编辑。1942年1月该报改名为《江海报》后仍任原职。在洪泽、陈同生叔叔的领导下还任过《生活杂志》及《苏中教育》的主编。百万雄师过长江时任前线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虽然在军内的时候我还很小，但当时的情景却深烙在脑中。一幕幕历历在目。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辆褐色的独轮车，一边放着父母简单的行李，另一边是用围巾绑在车上的我。在枪炮的隆隆声中，在滚滚的烟尘中，警卫员陈叔叔推着独轮车跟着部队在乡村的黄泥路中行进。

    军中的孩子在战火的洗礼中一个个那么懂事，妈妈说我从来不哭不闹，安静地坐在独轮车上随着大部队行进。妈妈说，我爸爸常常为了考验我，经常一到驻地，就把我一个人放在街上，然后走开，观察我是否哭闹，而我从来不哭，很沉着的样子。战火使孩子们早早地成熟，那个时候我只有2岁左右。要是现在的儿童，应该是在父母怀中撒娇的时候，战争和军队教育和锤炼了孩子。

    二、艰苦的生活

    那时新四军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一盘青菜豆腐就是上好的美味佳肴。记得有一次，部队驻扎在一个小镇上。为了不麻烦老乡，我们没有住在镇上的老乡家里，而是住到一河之隔的农田里一个看菜的茅草棚里，一条细细的独木桥将两岸连结，行走这条颠悠悠的小木桥上要十分小心。一天，父亲在河那边老乡家里炒了一盘青菜豆腐，警卫员陈叔叔端着菜盘过独木桥时滑了一跤，一盘青菜豆腐全部倒入河中，幸亏我父亲在后边及时地拉住了陈叔叔，使他免于跌下河。陈叔叔对这盘青菜豆腐心疼得不得了，我父亲说只要你没有跌下河就是万幸。一点没有责怪。那时官兵关系和谐亲密，这一幕至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军中的孩子很难有布做衣服。我妈妈不会做针线活，其他阿姨就教我妈妈将旧新四军军服改成小衣服给我穿，几年前我与当年的玩伴，曾任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徐朋聊起那段岁月。就是她妈妈徐佩芳阿姨教我妈妈改衣服的。

    那时候部队和机关中十分盛行唱新四军军歌、大刀歌等。我穿着灰军装改成的小衣服，听着嘹亮的军歌在军中快乐地成长。当时我们孩子的头是吴运宏。他父亲吴天石解放后为江苏省宣传部副部长、教育厅厅长，他拿着二根竹杆，一根当马骑，一根当大刀。我们一群小萝卜头高举竹棍，整齐地跟在他后面，挥舞着竹棍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向前奔去，小小的年纪就知道憎恨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