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母亲已于3月11日平静离世。本文是作者在母亲病重弥留之际写成的稿件，家中亲属提出过重要的修改意见。现交“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发表。

    母亲生于1921年，祖籍是湖南省宁乡县偕乐桥镇东务山的扛厅屋场。外公名叫李仲候，字光五。家谱上，外公是“启”字辈的，名字又称李启菘。外公生于1889年，毕业于“两江陆军测绘学堂”和“安徽讲武堂”，青年时期加入国民党，1938年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于台儿庄、徐州一带，具体地点不详。外婆名叫高慧兰，安徽宿县人，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大户人家，是位虔诚的基督徒。

    外婆只有母亲一个女儿，1933年，她带着母亲又一次离开外公的家乡，回到宿县娘家居住，这是她最后一次离开。从此，她单独抚养母亲，供养母亲上学，一直上到高中一年级。宿县是淮海战役的旧战场，战役结束以后，在1949年麦收时节，母亲接外婆到石家庄和家人一起生活。

    父亲对外婆的境遇十分同情，对她在旧社会历练和见识也给予了相当的包容。外婆在家中生活，我们的奶奶也在家中生活，父亲对两位老人一视同仁，俩人每月的零用钱是一样的。吃菜时，父亲给奶奶夹菜，也给外婆夹菜。外婆于1973年初去世，父亲还动笔写了一篇《纪念外婆》的文章，分送给我们兄妹。

    抗日战争期间，卢沟桥七·七事变以后，母亲于当年十月离开了家乡的淮西高中，参加了宿县教育人员战地服务团，不久参加了我党的外围组织救亡社。1938年至1939年在皖北战地服务团，豫东保安三总队参加抗日工作。母亲的名字原来叫李淑秀，以后改名叫李昭，这是她自己改的名字。具体时间她没有说过，我想可能是在上中学的期间，也可能是在皖北、豫东工作期间，母亲积极参加了街头活报剧的演出活动。其中有一个叫“阿昭”的角色，是宣传抗日斗争的女青年。她说，这就是她改名叫李昭的原因。

    1939年，母亲由组织介绍来到延安。1940年3月20日，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俄文。学习期间由黎岩、白皓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母亲的政治生命就有了终生的归宿和重要的人生目标，她倍感欣慰。

    我上初中时，母亲带我看过一次话剧——“上海屋檐下”，散场回家时，母亲讲了一个娜拉出走后的故事，这是瑞典作家易卜生的作品。作品向人们提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在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反对家庭歧视，勇于背叛，选择了离家出走的道路，那么生路、活路又在哪里呢？

    母亲这番话是否也反映了她年轻时，一直在寻求的一个终极答案呢？这也是当时所有知识女性考虑的问题。当她有了组织依靠，又和父亲结婚后，我想她的人生出路也就逐渐明确起来了。和母亲有同样命运，共赴延安的同乡、同学还有罗健、秦岩两位老前辈，母亲和秦岩阿姨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

    解放战争时期，母亲随父亲所在的华北部队活动，做地方上商业贸易工作。在晋察冀根据地，父亲在前线，母亲在后方。在骡马大车上，我多次听到她和别的同志谈工作，总是说，“决心”，“决心”什么的，什么“有没有决心呀”，“决心大不大呀”，我把“决心”理解成了“脚心”，怎么也搞不清楚“脚心”有什么好谈的。现在想起来，这大概反映了她们当时的精神面貌和对战争必胜的决心吧！

    建国后，我们全家在四川南充生活过两年半时间，1952年夏天来到北京。母亲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了两年，任人事科科长。一次，全总副主席兼全国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同志找她谈心：“李昭呀，你不要老呆在机关，要想学习知识本领，要到工厂企业中去，要和工人在一起。”

    母亲在川北南充时，就担任过那里“西南蚕丝公司三厂”的监理员。那是民族工商业者的工厂，母亲十分着迷那里的生产，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生产，现在有了新中国建立的新工厂，陈少敏主席的话，点燃了母亲走向生产第一线的兴趣和决心。

    她回家后，和父亲一说，俩人一拍即合。全总为母亲办了去北京国棉一厂的手续，任副厂长。办手续的是栗再温同志，他那时任全总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母亲上任以后，看到那么多青年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她便决定办起了“业余职工学校”，行政部门增设了教育科。

    国棉一厂是民主德国（即前东德）援建的建设项目，也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建设项目中的一个项目，后改为京棉第一厂。父亲为表示对母亲工作的支持，还在一天晚上进厂看了看母亲新单位的工作环境。更有意义的是，周恩来总理也曾视察过京棉一厂，毛泽东主席还在中南海观看过京棉一厂细纱女工刘惠英纺织技艺的操作表演。

    1971年秋，父亲从河南潢川干校回来，他一定让我代他看望两位老同志，一位是伍绍祖的母亲熊天荆，她身体健康，走路如跑；一位就是陈少敏同志。我去陈少敏家时，她已经不能自由行走，是家中的人半抱着她出来的。以后我才知道，陈少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一位杰出的沙场女将，曾任新四军五师副政治委员，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同志党籍的中央委员，不举手的唯有她一人。当时父亲就坐在她旁边，无疑她的态度让父亲终身铭记。陈少敏同志对母亲工作的建议，完全是一个革命前辈对一个年轻干部如何更好成长的关心和爱护，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

    母亲在北京的纺织系统中工作了26年，文革中靠边站的3年不算。这是她工作的黄金时期，她和广大的纺织工人、干部和市委领导建立了亲密、深厚的感情。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同志们也给她提出过一些意见，如“好胜心太强”，“有时主观主义”。但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人。

    文革开始后，北京市委改组，母亲也受到冲击，父亲也曾向我们子女坦言，说出他对母亲的看法：“你妈妈的历史我还不知道？没有什么问题，工作上有点官僚主义，运动来了，冲击一下也好。”实际上也是这样，对她的批判，归拢起来也就是一个问题：不抓革命只抓生产，只讲革命要落实到生产上。整个文革十年，母亲也弄不清楚，革命不落实到生产上，革命又是为了什么？

    1969年，母亲获得了“解放”，停止了对她的审查。纺织局的干部，敲锣打鼓把她从北京通县土桥“五七干校”接回来，并成为北京纺织局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不久担任了生产组副组长、副书记的职务。她工作的劲头又和以前一样，工作干脆利落，敢做敢为。

    当时企业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很多政策还没有落实，他们的专业知识无从发挥。母亲在领导岗位上积极工作，并和领导班子一起努力，解放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行政干部重新工作，如恢复纺织系统中有影响的徐可卓、王治平同志的工作，解决了戴秀生夫妇两地分居的问题。戴秀生爱人为何长期不能调来北京工作，据说是因为她的父母有历史问题。

    我和刘湖的一位同学李铁林，当时在山东潍坊一个染厂工作。北京一个染织工人希望和他调换工作地点。但北京方面不同意，认为对方的家庭有问题。母亲知道后，认为调换工作要求合理，各方面都有个落实政策的问题，企业发展急需专业人才，况且要来的人又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大学生，对换工作不应存在问题。在她的干预下，1973年李铁林调到了北京纺织局研究所。

    当时北京的东郊印染厂因在生产中经常出现废品搓板布，而京棉三厂在生产中又经常出现经纬线的断头问题，铁林同志参与了这些问题的攻关工作。他们更换了交流电机，代之以直流电机，解决了搓板布的问题；用光电自动报警的方法，能及时发现断头线的问题，从而把自动化技术应用到传统的纺织生产中。由此还获得了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

    1974年，国家形势稍有好转，不想全国又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母亲当时已在北京纺织局工作，她的见识没有父亲高，但也不是母亲一切都不如父亲，她在政治上也很勇敢！有一次母亲让我帮她整理一下她的“批林批孔”发言稿，母子俩句句推敲，字字斟酌。父亲在旁听着听着，越来越担心，突然拍着腿说：“言多必失！言多必失！不要发言，要发言也要少讲，少讲。”

    看到父亲那么真诚实意的阻拦，那么为母亲着想，我们母子俩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母亲说：“这有什么，这有什么，不就是谈认识嘛。”父亲知道批孔号召下的政治险情，他又不能直白说出他的担心，最后只能无耐地说：“好嘛，好嘛！你们以后看嘛！”父亲虽然这么说，但奇怪的是，以后父亲似乎更爽朗了，开玩笑的时候更多了，有事和母亲商量的时候也更多了。

    全国结束文革，在进入新的经济建设时期，人们为打破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思想枷锁和组织锁链，从而更好地投入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正确处理文革及历史上许多遗留问题，解决党内外的冤假错案问题，落实政策问题。没有想到北京纺织局，东单三条三十三号的门口竟成了第二信访站。

    那时每天母亲步行上班，途经八面槽、王府井大街，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拐弯，进东单三条。路不算远，但总有一些人，一碰面就塞信给母亲，一句话也不说，扭头就走。有的写信人把她的名字写成李超、李姣、李招、李照，看来都是一些和母亲没有任何个人关系的基层群众，当然也有要求面谈的人。

    这是以前我国运动不断，长期藐视法制造成的问题，既然积案如山，那么就会造成上访如潮的局面。母亲理解大多数上访人员的心情和处境，总是尽可能地把收到的信转送有关部门，或和来人面谈，特别重要的信她送给父亲也是常有的。在母亲收信、转信的同时，全国大规模落实政策的工作也开始了。

    北京市纺织局系统同时展开了该项工作，在纺织系统内给170多名知识分子平反了冤假错案，提拔了580多名知识分子担任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全系统落实冤假错案共1600多件，有1400多人被错误地停发了工资，都为他们补发了全部工资。还给系统内2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套改了技术职称，给1500多名知识分子晋升了技术职称。

    正当母亲激发出更大劲头，想为北京的纺织工业继续工作的时候，时光不饶人，1981年她已年满六十岁了。父亲从年轻干部的培养，新老干部交替的长远考虑出发，他真诚希望母亲能从第一线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为年轻干部做些咨询辅助工作。说句老实话，母亲的心理准备不足，但她仍能理解父亲的考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1983年退出了北京纺织局的工作岗位，以后在北京市办理了离休手续。

    母亲坚强的毅力有时让我们子女吃惊。父亲刚刚去世，有人劝她：节哀、保重，注意身体。她的一句话直击子女之心：“放心，我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压力！”父亲去世最悲痛的应是母亲，但她首先想到的是子女、后辈。对第三代未成年的孩子们，她的一句口头语就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一片舐犊之心。母爱的无我和纯净让人深感家庭的温情。

    一些母亲生活、工作的花絮，并不只限于她所在的纺织局。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统战部的干部去北京北部山区看那里的养殖业，那里的乡镇干部回忆说：我们这里的养羊产业还得到过北京纺织局的帮助。一次，母亲和我路过江西高安县，没有想到该县的瑞华棉纺厂也得到过北京纺织局的帮助，母亲还为他们争取过一笔日元贷款。纺织局的老同志和北京纺织有限公司的同志，最近向家中子女介绍了北京纺织系统建国后一些发展情况，让我们深受教育。

    第一点：坚定向纺织原料的化纤混纺方向发展。中国传统的纺织原料是棉麻丝毛。建国后，虽然我国的纺织厂使用的都是现代化的机器，但其原材料还是自然生成的植物、动物纤维。1963年，国家第一次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化纤生产的成套设备，纺织部立项，日本提供设备，在北京顺义牛栏山建厂。首次生产出维纶化工纤维，品种则有维纶纤维、绦纶纤维、丙纶纤维等等，并与棉纱混纺，生产出维棉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