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概悲歌 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红西路军西征过程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急剧变化的政治、军事形势，多次调整战略任务。过河部队首战吴家川，大捷一条山，迅速西进，牵制黄河西岸的马步芳、马步青之敌，策应河东红军战略转移。9军虽在古浪受挫，但锐气不减。30军、5军在9军的掩护下，仍按中央命令西进至永昌、山丹一线，准备继续向西挺进。这时，中央来电要求红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当时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红西路军全体指战员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英雄气概和高度组织纪律性。“西安事变”发生后，整个局势处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动荡中。这时中央又改变西移决定，让红西路军东返，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红西路军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当部队开始秘密调动东返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飞抵洛阳，军委便电示红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所以，红西路军再次西进，抵达临泽、高台。1937年1月20日高台失陷，临泽倪家营仗打得异常艰苦，兵员物资损耗很大，又无补充。无奈之下，红西路军总指挥部按中央意见提出了自救东返的主张。1月23日，红西路军从临泽倪家营突围转移到张掖西洞堡、龙首堡一带。27日歼灭追敌宪兵团，准备继续东进。但敌人在东边布防严密，东进困难较大，红西路军总部决定暂返倪家营再寻机东进。这时，中央又要红西路军在倪家营固守50天，策应国共和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处于困境的红西路军又以大局为重，取消寻机东返的计划，付出巨大牺牲坚守在倪家营。

    从红西路军内部来讲，广大指战员也是处处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妇女抗日先锋团在梨园口为掩护大部队向祁连山转移，主动坚守山口两翼，阻击敌人。在石窝山战斗中，为掩护主力上山，以红30军268团的番号，女扮男装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她们临危不惧，浴血奋战，没有弹药就用手、用嘴作武器和敌人拼搏，表现了巾帼英雄气概。

    红30军88师师长熊厚发在石窝山战斗中左臂负重伤，没有药治，伤口化了脓，胳膊肿得碗口那么粗。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支队要带他走，但他为了不拖累部队，让战友们突围出去，坚持要求留下来。他说：“我要是再走，就得死在路上……个人死了没有什么，给部队增加多少累赘。部队要赶快前进不得耽误，把我放在这里吧！部队在这里太危险，要赶快走！给我留下一封介绍信，有了它，将来回到陕甘宁，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我好继续为党工作……请党放心吧，就是我死了，也是为革命，毫不惋惜”。大部队走后不久，敌人追来，他英勇牺牲了。红西路军坚决听党指挥、顾全大局、服从命令的严明军纪，是人民军队完成一切任务的根本保证。

    生命不息  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面对各种艰难险恶的环境，红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表现出了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靠着英勇牺牲、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孤军征战，奋力拼杀，敢于挑战生命极限，敢于创造战争奇迹，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凉州西四十里铺阻击战中，战士们没有子弹和手榴弹，就用大刀与敌拼杀。亲身经历此战的周纯麟说：“一个班长看见自己的战友被敌人杀死了，怒火满腔，他一口气连劈了三个敌人。就在他抡起砍刀劈第四个敌人时，突然被敌人砍了一刀，可是，在他倒下的时候，手中的砍刀依然把那个敌人砍死了。有一个战士的大刀刀刃砍卷了口，就用刀背砸敌人，刀落地了，就用双拳和敌人拼搏，最后与敌人扭打在一起，临牺牲前还用双手卡死一个敌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这样记叙：“十一月二十二日，敌五个团向四十里铺三十军阵地猛攻，三十军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个团，坚守阵地，奋战三日，数度与敌肉搏，杀伤敌二千四百余人，其中被大刀砍死者即在七百以上，自己亦付出伤亡二千的代价。”

    在高台血战中，红军弹药用完了，指战员便与攻进城里的敌人逐街逐屋肉搏。《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写到：“刀刃卷缺，石头打尽，便用拳打、口咬……终因敌众我寡，并与主力联系被切断，陷于力竭援绝的境地。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30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在倪家营鏖战中，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战斗就是一切。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崇高的目标，每个人都奋斗到了最后一息！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优势装备的敌人，有吃有喝有弹药，能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而我们的同志太虚弱了……”“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代价……”当红西路军“第二次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后，经过连日的苦战和强行军，指战员们又饿又累，疲倦得连眼皮都支不起来了。可是大家都明白，敌人的大批追兵就在身后，恶战就在眼前，绝不能松气。部队真是过硬，一到驻地，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就动手扎鹿砦，挖枪眼，构筑工事，准备厮杀。”程世才在《血战南柳沟》一文中回忆：“马家军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以密集的队形，冲到我军阵地前。伏在阵地内的红军战士们，立即从尘土中爬起来，跳出工事，以大刀、枪刺、梭镖，同马家军展开肉搏。从黎明到傍晚，经过反复争夺的八十八师前沿阵地，完全被鲜血染红了，每个倒下去的同志周围，都躺着几具甚至十几具敌人的尸体。”红西路军就这样，在给养十分困难和气温零下二、三十度的河西走廊，被敌军四面阻击围困，但仍鏖战不止。1937年3月11日晚，红西路军在三道柳沟血战了12昼夜后，由于损失惨重，不得不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向梨园口转移，准备进入祁连山。12日晨刚到梨园口，敌骑兵接踵而至。我9军为掩护总部和30军进山，拼命与敌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们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日，仅剩的两个团约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和25师政委杨朝礼等一批领导干部壮烈牺牲。嗣后，敌倾其全力向我30军阵地压迫。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人员向山里转移，指战员们前赴后继，顽强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264团全部拼光，263团大部损失……红西路军正是凭着英勇善战、敢于拼杀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战略牵制和策应任务。

    团结一致  同仇敌忾的协作精神  红西路军是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支人民军队，它不仅纪律严明、富有很强的战斗力，而且具有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同仇敌忾、共渡难关的团结协作精神，这正是红西路军精神的重要内涵。

    在无数次战斗中，红西路军官兵团结奋战，没有干部和战士之分，没有轻伤员和重伤员之分，军长和伙夫同时与敌搏杀。1937年3月14日，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召开最后一次扩大会议，会后，李先念率领30军余部游击，红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随此支队行动。王树声率9军余部游击。张荣率总部特务团一部、妇女团余部、伤病号及总部教导队游击。夜幕下，三个支队的指战员怀着极度痛苦、悲哀而又复杂的心情出发了。走向什么地方，此时此刻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去问。可是，他们并没有丧失信心，他们认为，只要团结起来，胜利是一定会属于我们的。“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支队1000多人经架鸡儿、乱丛沟、鲁布藏河、金滩沟、石窑河、大岔、东流沟、马密沟、雪泉门、松木滩、摆浪河、托莱滩等地向西游击。”地形险要的祁连山内，雪峰相连，异常寒冷，许多战士在这恶劣的环境中被冻饿夺取了生命。这时，有人提出解散部队，分散行动。李先念认为这样做是往虎口里送，必须团结起来面对敌人。经他反复做工作，统一了思想，部队继续集体行动。在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祁连山腹地走了43天，进入走廊戈壁后，又边战边走，终于在1937年5月1日全部抵达星星峡，得到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

    张荣支队多为妇女、伤员，与王树声支队在康隆寺、马场滩一带连续与敌激战，支队被打散，剩余人员再组成新的支队，不断冲散，不断组织，激战中，张荣队长不幸牺牲，许多战士被俘，尽管付出了这样大的牺牲，活着的同志仍然团结一致与敌战斗，有10多名同志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在李卓然、李先念支队到达星星峡之后也走到了星星峡，后回到延安。

    干部支队由毕占云任支队长，曾日三任政委，张琴秋、刘瑞龙、魏传统、欧阳毅为委员。他们原随李卓然、李先念支队行动，走到肃南县大岔一带，张琴秋、曾日三、熊国炳、孙玉清等200多名高级干部要求留下来做流散红军和伤病员的收拢安置工作， 工委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他们就在祁连山内辗转回旋，夜晚行走，白天隐蔽，想找一个山口突围出去，可是每个山口都被敌人死死封住。在游击中，红西路军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及许多同志英勇牺牲，刘瑞龙、魏传统、张琴秋、孙玉清、陶万荣等不少同志被俘，损失惨重，但活着的同志无论境遇如何，都坚持与敌斗争，与恶劣环境斗争。

    王树声支队中，有一个完整的骑兵排，每人有两支枪。大家商定，要用这支队伍杀开一条血路，使支队全部冲出重围。王树声、骑兵师师长杜义德带领交通队走在前面，朱良才和方强走在后面收容伤员，他们连续疲劳作战，队伍被不断地冲散。被冲散的战士又立即重新组成支队，凝聚在一起，继续战斗。周云凝、濮生荣著的《铁血将士》中说：“李聚奎、朱良才、徐太先、方强找不见王树声他们，傍晚集合200多人，返回康隆寺，被敌骑兵发现，200多疲备不堪的红军被冲散，逃跑中被杀被捕。李聚奎等躲藏及时，未被发现，待马家军鸣锣收兵之后，他们向山下走去，沿途又收罗了200余人。他带着这支拼凑起来的部队循着左支队向西追赶。追不上左支队，又折返向东，回到康隆寺，还没有喘过气来，马家军又冲了过来。不到一天时间，李聚奎带领这支队伍几次被敌冲散。右支队不存在了。李聚奎、朱良才、徐太先、方强等分头下山，经过千辛万苦，分别回到延安。”红西路军就是靠敢于血战的英雄气概，团结协作的顽强作风，把红军的旗帜扛到了星星峡，扛到了延安。

    顽强不屈  忍辱负重的革命气节  红西路军征战期间，有9200多名因负伤、养病、饿倒等原因被俘的指战员，虽然身陷囹圄，但他们信念不变，采取各种形式与敌展开斗争。

    在张掖的被俘人员中很快成立了两个党支部：一个是由被关押在张掖看守所的原红西路军宣传部部长刘瑞龙组织的监狱支部。他们不畏强暴、讲求策略，以坚定思想和稳定内部为主要任务，相约决不暴露原来的姓名身份，即使是短暂的放风机会，他们也要想办法在地上划写“坚定”或唱《苏武牧歌》，以“留胡节不辱”、“历经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等词句，相互激励。另一个是被编在敌“补充营”的原红30军88师265团9连连长刘德胜任支部书记的地下支部。他们利用狱中稍稍松懈一点的条件，有组织地开展各种团结教育坚定信念和保护干部准备回归的活动。如在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先生帮助下，王定国等同志以护士身份，到民乐等地散发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已改为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54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的字条，在危险的条件下，先后组织300多名被俘和失散人员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在兰州拱星墩集中营，有1500多名红西路军被俘人员。成立的地下党支部，秘密引导大家不卑不亢，开展合法斗争，积极配合兰州“八办”和西安“八办”的营救，使大部分人重返革命大家庭。

    在西宁，身处马步芳魔窟的被俘人员，面对敌人的疯狂残害，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无论是在“补充团”服苦役，还是在陆军医院、义源工厂、羊毛衫厂做劳工，以及在“新剧团”被屈辱，同志们都表现出了忠贞的革命信念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只要稍有机会，就千方百计相约而逃，有不少同志因此献出了生命。在中山医院，红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妇女独立团团长陶万荣等成立党支部，秘密组织大家回忆在革命队伍中的岁月，给大家教唱国际歌和“鼓声咚咚，红旗飘飘，战士们好英勇”的歌曲，坚定难友们的斗争决心。

    还有许多流散红军指战员，他们虽然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但他们仍然坚持斗争。苏贵连等女战士与部队失散后被俘了，敌人看到她们这些剪着男式发型的红军姑娘，便兽性大发，对她们进行灭绝人性的摧残，她们发出了“要杀就杀，要砍就砍，谁个甘受这般侮辱？”的愤怒。一位女战友夺过敌人的枪打死侮辱她的敌军营长后，被敌人用钉子钉在小城门的一堵墙上……在敌人野蛮的迫害下，苏贵连和大家仍旧勇敢地斗争着，没有被淫威所屈服。红西路军战士在逆境中普遍表现出顽强不屈，忍辱负重的民族精神，这也是我们今天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的强大精神动力。

    红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在极其险恶和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忠于党忠于人民，慷概悲歌视死如归，生命不息战斗到底，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坚决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到了最后时刻，最后关头。同时顽强不屈忍辱负重，体现出了崇高的红西路军精神。红西路军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是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大力宣传和弘扬红西路军精神，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让红西路军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