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金绍山诞辰100周年，又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写此文，纪念我们老红军的父亲。

    父亲1916年农历11月出生在大别山区的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镇（原属河南罗山县）一个贫困家庭，一无田地、二无房屋，全靠爷爷奶奶给别人扛长活、担水和洗衣服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姑姑很小就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两个叔叔很小的时候，一个患病无钱治而死，另一个上街讨饭被一挑大米的换肩撞倒，一只筷子插入鼻孔戳死。父亲九岁給地主放牛，受尽了地主的打骂，稍大点又去学木工。

    1929年秋，在共产党领导的黄麻起义影响下，经过长期准备和周密布置，宣化店起义也一举成功。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成立了农会、妇女会、工会、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父亲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并任分队长。在受到的政治教育中，知道了共产党打富济贫，是无产阶级、穷人的党。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官兵平等，亲如兄弟，不打人不骂人。便有了参加红军的想法。不久，父亲报名参军，但因嫌他年龄小，在红军队伍里只呆了个把月又退了回来。

    1930年10月，父亲虚报一岁并死缠着不走，才又参加了红军。在罗山指挥部(即罗山独立团）通信排任通信员。从此，父亲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和曲折，都要跟着走，始终牢记“必须保持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为穷苦人打天下，南征北战，历任通信员、班长、排长、指导员、干事、教导员、营长、副团长、團政委、分区政治部主任、分区司令员、旅长、师长、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副司令员、西藏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父亲戎马生涯二十七年可谓是辉煌的一生。他先后转战在五个地区，征战在三条路上。五个地区是：在鄂豫皖，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等斗争；在陕甘宁晋，参加过直罗镇、平型关大战及东征、西征等战斗；在冀鲁豫，参加过冀鲁豫边区多次的反“蚕食”、反“扫荡”及水东地区的三次反“围剿”等战斗；在豫皖苏，参加过睢杞、开封、淮海等战役；在康藏高原，参加过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川西剿匪战斗、抢修甘孜机场、修建康藏公路(即川藏公路）和建设西藏巩固西南边防等任务。三条路是：在红25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村出发，经历过独树镇、庾家河等战斗，百战不死，万里长征，一路征战到陕北；在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从晋东南出发，南下豫北修武、焦作，破袭敌铁路交通线，一路征战到冀鲁豫；在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8军53师，从豫东出发，经历过渡江、浙赣、衡宝和成都等战役，一路征战到康藏高原。

    1955年父亲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成为一名开国将军。

    父亲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当属坚持冀鲁豫“水东”敌后根据地、驰骋“豫皖苏”和献身“康藏高原”。

    一

    1945年6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冀鲁豫军区为加强水东地区力量，决定派时任平原党校特务团政委的父亲和团长汪家道伯伯率特务团南下水东地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任务，并任命父亲为水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水东地区位于河南东部，陇海铁路线南面，包括以睢县、杞县和太康等地为中心的十余县（也称为“睢杞太地区”），因位于新黄河以东而得名(新黄河是指1938年蒋介石为抵御日军从徐州西进，在郑州花园口炸开了防洪大堤，迫使原东流的黄河水改道南下流向淮河），水东处于豫东地区的核心位置。

    抗战初期，彭雪枫、张震领导的新四军东进支队与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游击支队会合，率先在这里创建了豫皖苏边区，后来因敌情变化，新四军做战略转移，离开了豫东，去了津浦铁路以东，仅留下了水东这块根据地。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中央从全局考虑，于1943年1月将其划归为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水东地区是华北八路军与华中、中原新四军联系的重要通道和桥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又是处在日军、伪军和顽军四面包围中，孤悬于敌后，斗争复杂，环境险恶，在抗战时，我们就有四位地区级的领导干部先后牺牲了。

    1945年9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派兵抢占战略要地。他们视水东根据地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承认共产党八路军的水东根据地，妄称该地区只有“土匪”，集结重兵，企图大举“围剿”。在严重的敌情面前，冀鲁豫军区及时指出，水东是军区的南大门，也是南进的跳板，一定要坚守住这块阵地。

    当时“黑云压城”，部队思想和地方群众情绪十分动荡，个别同志对坚持水东地区斗争信心不足，幻想离开水东。在这关键时刻，军区一个上午连来了三封电报，将父亲任命为军分区司令员。父亲受命于危难之时，他说：“水东这块地方不要，中央不会同意，水东人民也不会答应。”充分表现出他高度的组织性和勇于承担艰巨任务的高尚品质。

    父亲团结分区其他领导，率领分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冀鲁豫军区30团(即水东独立团）和县区武装3000余人，与十倍于我的敌人展开了艰苦决战。战斗极其频繁和残酷，曾有一个月连打了28仗，甚至一天竟打了3仗。群众中有“参加了30团，活不到一年”的流传，敌人也以5000大洋悬赏父亲的人头。经过近一年的斗争，在上级正确领导和兄弟部队支援及广大群众大力支持下，连续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巩固并发展了水东根据地，为后来建立豫皖苏军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1946年12月，中央为了统一和加强豫东、淮北地区的对敌斗争，决定建立豫皖苏军区，初时下辖三个军分区。原水东军分区为第一军分区（自此水东脱离冀鲁豫军区），已丢失的原华中第八军分区为第三军分区，鹿邑、淮阳等地区为第二军分区。将水东军分区的30团和第八分区的34、35两个团及骑兵大队组成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任命父亲为独立旅旅长。

    刚成立的豫皖苏军区说是下辖三个军分区，实际上只有第一军分区，故军区确定1947年的战斗任务是“依托巩固扩大第一军分区，恢复第三军分区，开辟第二军分区”。

    父亲在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伯伯等首长的领导下，率领独立旅采取分路出击，远程奔袭等战术，攻城夺寨，内线歼敌，外线出击，大踏步机动，粉碎了多我数倍的敌人用“棋盘战术”，对我的“驻剿”、“追歼”，妄图消灭我军的阴谋，歼灭、牵制了大量敌人，不仅完成了军区1947年的战斗任务，到1948年上半年豫皖苏军区发展到八个军分区，控制了淮海路以南，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为我晋冀鲁豫五大战略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豫皖苏）之一，豫皖苏地区后来成为淮海战役的主战场。

1947年父母亲在河南淮阳

    同时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有力地配合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进攻，并直接参加了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分别发动的睢杞战役和开封战役。在藤庄阻击战中，独立旅坚守6天6夜，击退国民党王牌主力新5军（与敌整74师，敌18军等齐名）45旅数十次进攻，始终未让敌前进一步，圆满完成了任务，保障华野顺利打下开封。

    淮海战役中，独立旅先后直接归属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指挥，当作野战部队先后参加了阻击迟滞黄维兵团、蚌埠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等战斗。在围歼黄维兵团时，豫皖苏独立旅奉命压缩包围圈，攻占小杨庄，歼敌600余人。黄维不甘被困，在炮兵、航空兵掩护下，孤注一掷，全力突围。敌14军主力以成团、成营兵力在坦克协同下，向我独立旅阵地轮番进攻，妄图突破。我独立旅，在伤亡重大，粮弹将尽的情况下，誓与阵地共存亡，配合兄弟部队坚守阵地8天9夜，毙俘敌4500余人，我也付出了伤亡1300余人的代价，为歼灭黄维兵团做出了积极贡献。战后，陈毅司令员曾翹起大拇指，对时任豫皖苏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王幼平说：“你们独立旅是这个！”并开玩笑说，要用华东野战军缴获的武器弹药等装备，换独立旅到华东野战军。

    1949年2月豫皖苏独立旅，奉命整编为第二野战军18军53师，父亲任师长。

    三

1949年在进军西南途中

    1949年12月底，18军参加完成都战役，按照计划驻防川南，53师驻防泸州的纳溪。1950年1月5日，正在怀着胜利喜悦的心情，向川南地区进军途中的18军，突然接到上级电令，要求部队停止前进待命，军首长和各师一名主官到重庆开会的紧急通知。15日在重庆，父亲随军长张国华伯伯、政委谭冠三伯伯等军首长参加了二野兼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召开的会议，领受了进军西藏的艰巨任务。这对于正准备要在富饶的“天府之国”川南安家的18军广大指战员来说，要改去荒凉、艰苦的西藏高原，的确感到很突然。许多人一时很难转弯，有些干部公开表示不愿去，甚至还出现了很多逃兵。而对上级交给的任何任务从不讲价钱，执行命令坚决的父亲，这次仍不例外。在刘邓首长召开的会上，他和军首长一样表态，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党交给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回到师里，他又在师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带头表态：“党现在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是我们的光荣，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们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应该全心全意为藏族人民服务。”

    从1950年初原师政委王其梅伯伯升任军副政委，到1952年3月调父亲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两年里，师里一直没有配政委，身为师长又是师党委书记的父亲是军政工作一肩挑。

    1950年，为扫除进军西藏的障碍，父亲率部一面配合工兵部队抢修雅安至康定的旧公路，一面在川西展开了剿匪斗争。由于完成任务优异，父亲当年荣立一等功。

    1951年初，率部进驻西康甘孜，指挥修建甘孜机场，确保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11月通航后，不顾严寒冬季，又率部登上雀儿山抢建公路，于1952年元旦前，如期完成了打通雀儿山的任务，确保1952年底，通车昌都的计划。

    修建甘孜机场时，在空军及有关技术人员指导下，完全是由18军后方部队的53、54师及西南军区军大八分校（18军随营学校）和当地藏族民工近两万人负责施工。并以53师机关为主成立了修建指挥部，任命父亲为指挥长，张忠伯伯为副指挥长。修建指挥部党委由53师、54师和八分校的七名领导干部组成，父亲为书记。父亲在指挥修建中既能坚持原则，又能团结一班人，虚心听取大家意见，善于集中群众智慧，身先士卒，经常到施工现场跟班作业，按期圆满地完成了修建任务。被大家誉为党委的“好班长”，并再次荣立一等功。

    1955年全军整编，西南军区撤销，成立成都、昆明和西藏三个大军区。军委原来准备安排父亲到昆明军区工作，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伯伯找到正在重庆工农干部文化速成中学学习的父亲，希望他能再回西藏军区工作。1952年3月，父亲调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影响了身体健康，被查出患有肺结核，因此只能离职。由于治病休养耽误了学业，而退学转入重庆西南军区速成中学学文化。为防止肺结核复发仍在定期服药(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此药有伤肝的副作用），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但父亲还是答应了老领导的请求。

    父亲考虑到西藏军区的首长有的年龄比自己大，有的身体不如自己，理应去帮助他们分担一些责任，同时考虑到西藏干部少，虽然艰苦，但工作总要有人来做。父亲的一席话，再次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不计名利不图享受，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的高尚品德。1955年12月，父亲到成都参加了授衔授勋仪式后，中止了在文化速成中学的学习，不顾肺病未痊愈的身体，跟随政委谭冠三伯伯沿着川藏公路，边走边调研，重返西藏工作。

1955年夏唯一的全家合照

     刚与我们团聚不到一年的父亲，面对再次与亲人的长期分离，曾对战友惠毅然叔叔说：“我结婚已经十几年了，也已经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了，但因过去的战争环境和今天边防任务的需要，我常和自己的亲人不在一起，这算不得什么，没有前人的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那有我们今天的胜利！”

     当时西藏和平解放不到五年，西藏地区内部事物仍由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项任务艰巨繁重，环境条件异常艰苦。而在西藏工作的干部，正如父亲所说很少，仅西藏军区的领导干部也只有七名。除司令员、政委外，只有两名副司令员，三名副政委。司令员、政委和两名副政委还都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担任着重要职务，他们主要精力都在协助中央代表张经武伯伯做地方的民族、宗教、统战及外事等地方工作。军区内部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副司令员陈明义叔叔、李觉伯伯和我父亲负责，而且他们还分别兼任司令部参谋长、后勤部长和政治部主任。还要参加西藏工委对高层统战对象以及涉外等工作，对西藏广大群众，特别是上层人物积极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和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

     繁忙的工作和恶劣的生活环境，本来身体健康不如以前的父亲更感不适，但他仍全心身地投入到工作中，经常下部队去边防，即使在拉萨军区机关大院，他也是常到干部宿舍，机关食堂，连队营房等地，关心干部战士生活，听取他们意见。时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洪流叔叔见他身体不如以前，劝他吃些奶粉鸡蛋以增加营养，他则回答：“我们的生活比修路时已经好多了，现在比人民好，比战士也好，还是多关心部队生活改善。”

     1956年5月底，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简称西藏筹委会）成立的庆祝活动结束后，张国华伯伯要乘陈毅副总理率领的代表团的飞机回北京，临走前他劝父亲也搭机回内地休息一下。父亲考虑在拉萨的领导干部不多了，主动要求留下并答应来年这个时间再回内地。他考虑的总是工作，从不考虑自己。

     1956年底，中央批准达赖和班禅赴印度，应邀参加释迦牟尼2500年涅槃。为了做好这一重大涉外统战工作，中央明确要求西藏工委、军区派出领导干部，做好达赖和班禅一路的保障。从1957年1月初至4月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父亲带领相关工作人员及仪仗队，顶风雪、冒严寒，在极其缺氧的高寒地带，在当时边境基本还没有公路的情况下，或骑马或步行，辗转数百公里，代表西藏工委、西藏筹委会和西藏军区专程迎接访问印度返回西藏的达赖和班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