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1899—1946）浠水县巴河镇人，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是集诗人、学者、民主斗士于一身的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卓越的科学文化战士。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郑重提出：“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1981年7月1日，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列举62位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中，将闻一多与邹韬奋、郭沫若、茅盾、李四光等一同列入卓越的科学文化战士行列;2001年4月29日，江泽民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赞扬“闻一多先生横眉冷对反动派，宁死不屈，表现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高风亮节”，号召中国大学生学习闻一多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把自己煅炼成为一个有志和有为的青年；2009年在中央宣传部等11个部门评选的“双百人物”活动中，闻一多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1年4月，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闻一多、朱自清等一大批革命先烈和民主志士，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

    1937年，正是闻一多在清华任教满五年之时，按清华大学制度，教授任职满五年就有一年的休假，这一年可以出国，经费由清华提供；也可以在国内做研究，薪水照发。如果没有战争，正应该是闻一多生活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但抗战的爆发，打破了闻一多在清华大学平静而安详的生活。卢沟桥事变前一个月，闻一多妻子先行带着两个大点的孩子回浠水省亲，家中留下了三个不懂事的小孩，孩子的吵闹让一向不理家务的闻一多焦头烂额，加之随后传来的战争的消息，平静生活的安排被战争打破，所有的一切都让闻一多焦躁不安，闻一多在给妻子高孝贞的信中诉苦道：“这一星期内，可真难为了我！在家里做老爷，又做太太，做父亲，还要做母亲。小弟闭口不言，只时来我身边亲亲，大妹就毫不客气，心直口快，小小妹到夜里就发脾气，你知道她心里有事，只口不会说罢了！家里既然如此，再加上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

    事变伊始，闻一多并没有想到离开北平。“卢沟桥事变”最初，清华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感觉出它在中国历史天平上的沉重份量，大家都以为这和近年来中日间经常发生的冲突一样，用不了多久就会通过谈判签约得到解决。闻一多尽管有担忧，但他同样有着这样的心理。事变发生后，直到7月15日，闻一多还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好了，现在计划是有了，要走，三天内一定动身，再过四五天就可到家。不过，最好时局能好转，你们能短期内回北平。万一时局二天之内更恶化了，那就根本走不动。不过照目下情势看来，多半不至如此。”跟大多数人一样，此时的闻一多感受更多的是中日战争爆发的紧张和愤慨，而没有想到这个事件将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多么大的影响，闻一多回忆说：“大体上说，那时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事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记得教授们每天吃完晚饭，大家都聚在一间房子里，一边吃着茶，抽着烟，一边看着报纸，研究着地图，谈论着战事和各种问题。”

    7月16日，形势进一步恶化，日本拒绝了英国驻华大使的调停。清华园内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紧张，离开北平南行的人越来越多。7月19日，闻一多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离开北平南下。闻一多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会延续八年，他总觉得这场战事一个月总能见分晓，所以离开北平时他只是携带了随身的衣物以及《三代吉金文存》和《殷墟书契前编》两部书，其馀贵重钱财以及妻子陪嫁的首饰，他统统留在清华园委托司厨赵秀亭（保姆赵妈的丈夫）照应。此时的闻一多也绝对没有想到，此次匆匆离别，竟是他与北平这座古城的永诀。在逃出北平的途中，在天津乘车时闻一多遇到了自己的学生臧克家。臧克家看到闻一多只是携带着家眷和一点随身的东西，很疑惑地问：“闻先生那些书籍呢？”闻一多随口回答：“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臧克家回忆两人此时见面的情况说：“很感慨，我很难过。”

    闻一多步行入滇

    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将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000多里。

    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须的生活用品。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

    初春阴雨绵绵，二百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在这二百多人的行军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这年闻一多刚好四十岁。他的经历，在他那个岁数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1922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这次参加旅行团，是他自己要求的。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湘西是土匪出没之地，团长黄师岳为此着实焦虑过一阵。他一个劲儿往前冲，然而学生究竟和当兵的不同，怎么也跟不上；跟在后头的那些教授们，则照样有人在踱方步，他们根本没把土匪当回事。其实，沈从文按张治中的布置，事先已经和湘西的各方势力打过招呼。土匪们听说是从敌后逃难来的穷学生，才没有为难他们。沈从文一直把队伍送到湘黔交界的晃县，这才回沅陵去了。过了湘西，队伍开始稀拉下来，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一般每天下午五点以后，他们就开始找地方宿营，饭做好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九点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而每天最后一个到的总是曾昭抡。这位曾国藩的后人，后来成为和闻一多一样的民主战士，并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

    然而对旅行团的二百多名师生来说，赶路并不是他们这次行动的全部内容，而是被当作一个教学任务。到达昆明以后，学生每人要写出千字以上的调查报告。在行军两个月期间，中文系学生根据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先生沿途作了五十多幅写生画；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本是过去三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师生们沿途还收集了二百多首民歌民谣。这种跨学科的社会实习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就在这二百多名穿着草鞋走中国的学子当中，就有后来著名的量子化学专家唐敖庆和航天工业的巨匠屠守锷等人。

    闻一多挂牌治印

    在西南联大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闻一多虽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却无法养活家人，不得不挂牌治印补贴家用。

    1944年4月，昆明的报纸上登出了一则为闻一多治印写的广告：《闻一多金石润例》，推荐闻一多挂牌治印。这则广告写得典雅，骈四骊六，绝妙无伦。全文如下：

    秦玺汉印，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渊远。自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傥有稽古宏才，偶涉笔以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