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那幢洋房被没收了，成为成都市卫生局的办公用房。罪名是张医师曾经是一个“国民党的上校军医”。

    80年代初期，张超昧成为浙江九三学社的成员，多次前往成都，要求落实政策，但当地部门表示，因为时间隔得太久，又涉及跨省、市，难度太大，双方交涉，几度陷入困境。于是，他只得找到浙江省统战部，找到浙江省九三学社，希望由组织上出面，帮助解决落实成都房子的问题。

    鉴于其政策落实的复杂性，由浙江九三学社组织的名义致函给四川省政法委和四川省委统战部，同时，也发函给成都市政法委、统战部、卫生局，希望他们尽快解决张的私房问题。其后，他再次前往蓉城，由于组织上的出面，成都市委派人接待了张医师，表示会认真研究，尽力解决此问题，也让张超昧看到了一线解决的希望（至今尚未落实）。

    张超昧到杭州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张超昧携带家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由于他高超的外科经验，在全国外科手术界享有的声誉，以及精通拉丁语、希腊语等多国语言，尤其擅长英语和德语，迅速引起浙江医科大学的重视，被聘为外科副教授，并担任浙医大第一医院的外科医师。

    张医师的夫人胡梅秀是杭州国立艺专的毕业生，当年她的老师吴大羽（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刚巧已经移居上海，于是，大羽先生就将自己在马岭山空置的寓所租借给了张超昧夫妇居住（马岭山上一座北欧式平房小猎屋）（图）。

    吴大羽教授自五十年代初离开杭州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由此，张超昧一家人实际上就住在马岭山的小屋内，一直至今。

    笔耕不辍，编撰《临床真菌学》

    张医师在杭州期间，工作之余，勤于笔耕，为医学杂志编撰翻译医学论文。他的一部（与沈鼎鸿合作）专著《临床真菌学》，在1950年10月由中国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的数量就达到三千册。

    长久以来，真菌学文献散载于各个相关的医学杂志，可以说，这部书是当时世界上第一部关于临床真菌学的完整著作。与张医师一起合作编写此书的另一个人是沈鼎鸿，为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教授，这本书的第二十七章及书附录部分为沈鼎鸿教授所译，其余各章系临床理论与实务，均由张超昧撰写与翻译。

    张超昧调到杭州红会医院

    1961年12月，张超昧调到杭州红十字会医院外科。

    由于他的特殊经历，曾担任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医院的上校军医，在那个年代里，他不能上手术台去开刀救治病人，只被安排在门诊坐诊。

    1966年“文革”开始，张超昧受到冲击，由于他的“历史问题”，以及耿直的脾气，坦率爽快的言谈，嫉恶如仇的性格，高超的开刀技术，被责令离开临床，打扫厕所，到检验科洗瓶子。

    “文革”后的一个偶然机会，红会医院药剂科的一位老同事在花港观鱼碰到张超昧，轻轻地叫了他一声：“张医师！”

    张超昧抬起头，惊讶地看着老同事，不由说道：“只有你还记得我是一名外科医生……很久都没有人这样叫了。”

    那年，张超昧64岁了，又回到外科门诊，重新做坐堂医生。

    退休后的张超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张超昧参加了九三学社，成为浙江省政协编译组和浙江省科技情报所翻译组的成员之一。

    那些年来，他翻译了大量国外最新的科技资料，对于国内的医学进步与追赶世界最新科技成就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同时，还兼任杭州制氧机研究所的英语教师，许多中青年医师在翻译或阅读外文文献中遇到困难或障碍，常常过来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的解释，精心尽力地指导。

    张超昧的家就住杭州的著名风景区，玉泉植物园附近，这里环境幽静，景色优美，空气清新，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幽雅环境。

    2007年，张超昧医师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里程。

    他一生的故事，难道不值得人们学习、不值得后人深思？

    注：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28年3月在南京开学，1937年8月迁校，经江西庐山而武昌，最后落脚在四川成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宪，改称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迁台湾高雄凤山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