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苦难的历程

    我的母亲程宜萍1909年出生在安徽舒城桃溪镇一个破落小地主家庭，五岁前父母双亡，大舅从小就负担起兄妹四人的生活。因生活困难，大舅把只得母亲送去当童养媳，那年她才9岁，一到婆家就被裹了小脚，痛不欲生还要干重活、经常挨打骂不给饭吃。后来大舅娶妻生子接我母亲回来做家务，在家中照样受到她嫂子的虐待。大姨心痛我母亲，1925年把我母亲带到安徽省立安庆女子职业学校，那是一所半工半读学校，每周三天劳动，三天读书，不交饭费和学费。（1919年冬，蚕桑讲习所与设在安徽省会安庆城内的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互换校址。两年后讲习所与女子工艺传习所合并，成立安徽省女子职业学校）我母亲那时已15岁了，大姨怕学校不接收，突击教我母亲识字，同时把她年龄少报了2岁（以后履历表均填写1911年出生），同时将我母亲的遭遇向老师们诉说，校长准我母亲进简易科旁听。她拼命学习，半年后转为正式生。在安庆女子职业学校学习时，我母亲有很多要好的穷朋友，特别是童养媳出身的傅承铭阿姨是她最好的朋友，傅阿姨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在的傅阿姨影响下，加上我母亲艰苦的童年生活，使她一直注重强健体魄，一心追求妇女解放，追求科学救国。

    1930年母亲考入浙江省立高级蚕桑科职业学校。

    1934年在王道容等老师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部专攻蚕的遗传学。母亲非常珍惜这一学习的机会，在日本，母亲聪颖灵秀、自信坚韧、自强不息，不管天气多么恶劣，她每天早晨都坚持在稻田埂上跑步，日本人曾经指着她在日本田埂上跑步的背影说：“中国有这样的青年，中国不会亡！”她白天上课并在实验室里工作，每天坚持写日记，她日复一日地坚持着，学习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第二年转为公派留学。。

    二．抗战，投身革命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母亲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虽然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留学学业还未结束，她决心弃学回国参加抗日。在日本时，许多日本人看到了母亲的艰苦锻炼、奋发学习的精神，他们说中国有这样刻苦的青年，中国不会亡。

    回国后，母亲找到了她的挚友傅承铭阿姨，要求要参加抗日，向她讲述了自己在日本的情况，并把自己的日记给傅阿姨看，傅阿姨了解母亲，决心把母亲带上革命的道路，她带着母亲和其他几个进步青年辗转了几个月，来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当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疑惑这一日本留学生的革命决心时，傅承敏阿姨坚定地说：“我用脑袋担保程宜萍是来参加革命的”。

    三．革命队伍中充满着友爱

    母亲经共产党员傅承铭介绍1937年底参加革命，1938年11月在延安入党。

    在延安，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母亲感受到了解放区温暖，要革命、要抗日、要解放全中国，只有投奔延安才有光明，她给哥哥、姐姐写信说：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有的是官兵一致、上下级平等大家共同抗日、共同建设边区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我的大舅、大舅妈不久也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

    我的父亲刘型（1906-1981），祖籍湖南醴陵，出生于江西萍乡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次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前往永新跟着毛泽东干革命。1937年前往红军大学学习，同时还担任教员。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八路军政治学院政治处主任。

    1939年我父母相爱宝塔山下，在延安结婚。

    1944年父亲参加南下支队，11月, 三五九旅从延安出发南征,任该旅南下抗日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随部队南下。北返后，任中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母亲这时在延安大砭沟的党校二部学习，1945年3月8日，我急匆匆地来到了这个世界，母亲来不及到延安中央医院去生孩子，这时她只好求助同学朱莲帮助接生了，朱莲阿姨到延安之前，在南京某医院妇产科工作过。母亲休息了一些时候就继续到党校二部学习去了。延安的卫生条件很差，老鼠很多，经常听说一些小孩被老鼠咬了鼻子、咬了脸。那时，我还小，没有人看着，妈妈要去工作，她想了个办法，找了一只猫看着我，用绳子栓在小床腿底下，看着我，绳子不长不短，猫也跳不上小床，老鼠也不敢靠近了。小时候，我没有母乳吃，赵品三叔叔与别人合伙养了一头奶牛，他要去前线了，看见我妈妈困难，就把属于他的半条牛送给我妈妈，我一岁前有幸喝到了牛奶。

    从母亲给三个孩子起的名字中，可以看到母亲追求革命的感情——我姐姐叫慕延，表达了母亲羡慕延安而来到延安的情怀；我哥哥叫求真，表示了母亲到延安为了追求真理，我是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出生的，所以小名叫三八，正好表现了母亲追求劳动妇女解放的决心。

    在延安，母亲曾在陕北公学、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历任军委锄奸部、军委后勤政治部锄奸科干事、八路军印刷厂政治教员、延安军政学院政治处技术书记。

    四．大爱无疆

    延安第二保育院是一九四五年根据战争的需要，由朱德总司令、康克清妈妈亲自选址筹建的。它实行寄宿制,主要招收前方将士子女、烈士遗孤及部分后方机关的干部子女。

    在一九四六年冬天，胡宗南匪帮进攻延安，我们党的政策是暂时放弃延安。临撤退前，康克清妈妈到保育院做动员，她说：“三天以后，我们就要撤离延安了，我们保育院的宗旨是：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孩子，在行军的途中，大人在孩子要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大家能做到吗？”保育院的叔叔、阿姨大声地回答道：“能！”保育院开始出发了，那年，母亲到延安第二保育院任院部支部书记，我们随着延安第二保育院从延安撤退，那时我才一岁，在行军的路上，遇见了父亲三五九旅的战友郭鹏司令员，他得知我母亲的困难，要给我母亲一些钱，母亲说：我不需要钱，最缺的是人手。郭鹏司令员马命令十八岁的全超叔叔留下，让他随延安第二保育院的队伍行军，让他跟着我母亲，帮助照顾孩子。当队伍走到山西汾河敌我双方的拉锯区时，三五九旅的战士们临时打下这块地方，保护着保育院的师生过封锁线，那天夜里天又冷又黑，伸手不见五指，过汾河封锁线时，部队在冰河面上铺上些稻草，让路别那么滑，过河前，部队宣布了行军纪律：过路时，必须要静悄悄地不得大声喧哗，不要出声音。部队悄悄地行进着，母亲把强壮的大毛骡子分配给别的孩子用，我和姐姐乘坐的是个小儿骡子，骡子背上，一边放着一个垛子，一边垛子里是装的是我姐姐，一边垛子装的是里是我，儿骡子太小本来走路就不稳，走在冰上就更打幌了，走着，走着它一滑就摔到了，把我和姐姐连垛子带人都摔到冰河里去了。母亲是院部党支部书记，她负责着两个文件箱，装着所有孩子的档案，还负责着四个孩子安全工作，行军队伍已拉开了距离，当时不能大声说话，只能一个人对一个人悄悄地说：“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都掉河里了淹死了！”，“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都掉河里了淹死了！”，当母亲听到了从队伍后面悄悄传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掉到冰河里的消息后，眼泪刷地涌了出来，哪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她真想立刻返回去，去救我们，但是她不能回去，她知道自己的孩子将来也是国家的人，但公家的四个孩子最重要，他们的父母都在前方打仗，她必须保护好他们的安全，两个文件箱更重要，那是延安第二保育院所有孩子的档案，将来革命胜利后孩子的爸妈要凭这些档案，找到自己的孩子，她的担子很重，她必须前进，她流着热泪，毅然决然地继续向前走去了。后来队伍从后面又悄悄传过来：“传上去，程宜萍的大孩子救活了，小孩子淹死了。”，“传上去，程宜萍的大孩子救活了，小孩子淹死了”，母亲听到后，心里七上八下地受着煎熬。

    当时跟着我们这头儿驴子的是三五九旅的战士18岁的全超叔叔，他看见孩子和垛子一起掉下冰河里，立即不顾一切地跳下河去抢救，第一次捞上来我姐姐，第二次捞上来一件行李，第三次才把我救上来，当时我已没有了呼吸，他把我控干了水，嘴对嘴地进行人工呼吸，才把我救活。然后把我们送到老乡家里的热炕上取暖。天亮前当部队要放弃这一拉锯区，准备撤退，最后在村子里再搜索一遍，战士们在老乡家里发现我和姐姐时，我姐姐说：“我爸爸是刘型，我是小八路。”，三五九旅的傅志华叔叔是父亲的老战友，他让战士用大衣裹着我们，背在背上边打仗，边行军，打了二十多天仗，才把我们送到太岳军区的韩洪镇，送回到了我母亲的身边，母亲在韩洪镇交代了保育院的工作，在这儿等着我们，当战士们抬来一个担架，两边分别躺着一个孩子，母亲当时心情特别激动，又非常害怕，生怕掀起被子，看见的是一个活的、一个死的。当她知道两个孩子都活着时，她激动地泪如雨下。由于我掉到冰河里，呛水、受寒，这二十多天里一直高烧不退，当时无法看病，现在分析可能是转成了肺炎，那时缺医少药，母亲也没有办法拯救我，为了让我退烧，母亲跑了很多地方去求药，一天，部队的医生给了她一片阿司匹林，她高兴极了，听大夫讲，这一片阿司匹林是大人用量，如果给一岁的小孩用下去。孩子的体温若速降下去，孩子必死无疑，若孩子的体温是一点儿，一点儿地降下去，孩子就能活，就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母亲没有办法，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给我吃了这片药后，每天观察我的体温，特别是晚上，不知我是否能熬过这一夜，油灯点一个捻，怕看不清我，她就点上两个捻，看看我是否还活着，但又怕费油，一会儿又退下去一个捻，她就是这样夜以继日地，连续看护了我三天三夜，三天后我出了一身疹子，体温逐渐地退了下去，母亲才能安稳地睡上一个踏实觉。住在太岳军区的韩洪镇时（位于山西长治沁源县），陈赓将军的夫人傅涯阿姨代表陈赓将军还给我们送来了缴获敌人的战利品——一箱牛奶罐头等物品，给我增加营养，使我较快恢复。在母亲的细心照料下，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顽强地活了过来。

    在跟着延安第二保育院的行军途中，我和姐姐意外掉到了冰河中，下落不明。母亲闻之后心如刀绞，锥心刺骨，她以革命的利益为重，义无反顾地保护着保育院的四个孩子和一对文件箱，继续向前行军。

    那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掉到了冰河里，她不能去抢救，此时，她的心如刀绞，心在流血，但是她更爱同志们和战友们的孩子；她更爱革命事业；愿为全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奉献出一切。

    她的行为显示出伟大的母爱；甚至超过一般母爱的更伟大的爱；更宽广的爱；大爱无疆。她大公无私、先公后私的行为，得到了领导的表扬和同志们的钦佩。

    一九四七年父亲来到东北军政大学，当政治部主任，有的同志关心父亲，对他说：听说，程宜萍和两个孩子在行军中当了日本俘虏，都死掉了，要重新给他介绍一个对象。我父亲不信，他说：“我一定要等组织上的准确通知。”他还派人到河北承德，查找过我们，但没有找到。他继续等我们的消息，一直等到一九四七年八月母亲带我们到了哈尔滨，组织上通知了父亲，他马上就由北安到哈尔滨市来接我们。父亲见到我们后激动的把我们紧紧搂在怀里，久久不愿松手。我们一家，从父亲南下后历时近三年毫无消息，现在终于团聚了。父亲就是这样重感情，尊传统，对爱情专一，对生活严肃。我们的家庭很完整、很幸福！一九四七年，母亲在在四野十纵队任后勤部科长、齐齐哈尔市三区区委副书记、市直属机关总支书记。
一九四九年八月，父母随大军南下，湖南解放后，父亲就到湖南省委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城市企业工业部部长、总检察长，他同时兼任4项工作，还有剿匪等，工作非常忙碌。母亲任湖南省妇联生产部长兼省总工会女工副部长，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任妇联主任。

    一九五二年我父母调到了北京。父亲任北京地质学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一九五八年调任农垦部副部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摔断了腿，当时，医院不收留“走资派”，不让他住院治疗，母亲认为父亲是革命的，不是走资派，她出于对革命伴侣的了解和关爱，冒着风险，带着我一块给周总理写了封反映实际情况的信，托人带给周总理，很快地得到了周总理的批示，父亲才住进了医院，得到了救治，没有落下残疾。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后又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父亲曾任全国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届政协常委。

    一九八一年八月七日父亲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王首道、何长工、萧克在《人民日报》发表怀念文章,称他是“历尽艰险、久经考验、艰苦奋斗一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父亲、母亲对革命的奉献、对同志的爱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爱。

    二〇〇二年十月中国地质大学庆祝建校50周年时，在学校的图书馆前安放了我父亲的塑像，当年，国家领导人，温家宝同志曾回母校深切缅怀李四光、何长工、刘型、高元贵老领导。

    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我陪母亲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团拜会，在互相拜年之际我向温总理问候，我说：“我是老红军刘型的女儿，向温总理拜年！”，温总理说：“刘型，我知道，你母亲在哪？我一定要去看望她。”后来，我陪温总理来到我母亲的座位旁，温总理与我母亲亲切握手，并互致健康长寿。当时，我迅速转动着我那最老的傻瓜相机的进胶卷的转轮，然后按下快门，记录下了这一永久值得回忆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