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2日是康克清奶奶逝世23周年,孙儿刘建谨以此文缅怀。)
一、初见朱军长
在未见到朱德之前,我一直幼稚地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后来才知道是两个人,他们被传说得非常神奇,内心充满了好奇和敬仰。
第一次见到朱德是在向井冈山的进军途中,有一天,我们的队伍停在遂川附近,听到同志们兴高采烈地互相传话:“朱军长来了。”我在队伍中,顺着别人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中等个头,体格健壮,忠厚长者模样的人,正向我们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楚他身穿灰里透白的军服,脚穿草鞋,一身风尘,面带微笑,威武中透露着慈祥。朱军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很平易,平易得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和威名远扬的军长之间的距离,瞬间就缩短了。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正是他的特点,他的气质,他的伟大所在。更没有料到后来我会同他结成终身伴侣。
二、朱军长的心意
在打下长汀后,朱军长一有空就到妇女组来同我们谈话。妇女组里万安的女同志还有五个人,我的年龄最小,不满17岁。朱军长平易近人,知识丰富,又善谈笑,没有半点军长的架子,他只要一来,屋子里就变的非常活跃,十分热闹。大家都喜欢朱军长。有几天不见军长来,有人就会问:“朱军长这两天是不是外出啦?”
一天早饭后,曾志对大家说:“你们先去工作,我同康桂秀有点事要办!”大家走后,曾志问了我几句工作上的情况,又问:“你对朱军长的印象如何?”
我说:“军长就是军长。再说,这不是我们可以随便议论的。”
她说:“红军官兵一致,民主平等,对谁都可以讲。你只管说说,没有什么关系。”
她一定要我讲,我只好说:“他这军长很少有,不像白军那些当官的。虽是个大官,没有官架子,能跟战士打成一片,能打仗,又有学问。”
曾志听得很有兴趣,不断地鼓励我:“再想想,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她见我说不出什么,就帮助补充了几点,问我是不是这样。我完全同意她的看法,心中却不住地打鼓:她为什么要同我说这些?
曾志终于带着笑,问我:“如果要你嫁他,你愿意吗?”
我心里一惊,说:“别开玩笑,这怎么可能!”
“不开玩笑,是真的!”她立刻一本正经地说,“朱军长十分喜欢你,组织上希望你能同他结合。打从伍若兰牺牲,他精神上很痛苦。你和他结婚后,可以从生活上帮助他,给他最大的安慰。”
诚然,朱军长是个好军长,好领导,但当我的丈夫可不行。伍若兰牺牲了,你们来找我,找错了人。我同朱军长差的太远。论年龄,我还不满17周岁,他已是43岁的中年人。论水平,我思想幼稚,理论、文化知识都很差,现在也才粗通文字,他早已是个成熟的军事家、政治家。论地位,他是军长,我不过是个红军女战士。差距实在太大了。
曾志再劝我,我只好拿出缓兵之计,对她说:“我已经有了人。”她不免有些吃惊,这大概是她不曾想到的。但她马上沉住气,问:“他是谁?”
这下反倒弄得我难以启口。我心中确实有一个人。从上井冈山开始,他就给我留下好印象。我曾暗自希望,将来能有像他那样的人终生做伴。有时,我觉得他对我好像有些意思。我是个女孩子,同他相处时间不长,两个人谁也没有明白的表示过,这种关系怎能乱说呢?经她一问,我的脸不由得涨红起来。
“别不好意思啦,既然有你就说吧!”
没有办法,我只好推脱说:“他留在井冈山上了。”
这一下,她反倒高兴起来,立即说:“现在是战争年代,两个人既然不在一块,你再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吧!”
当时,我想找几个知心朋友商量商量,请她们帮我出点主意。可我找了她们可能去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回到辛耕别墅,等她们回来吃中饭时再说。吃中饭时,依然不见她们回来,问事务长才知道,她们都不回来吃了。
三、朱军长的求婚
下午,朱军长又像平常一样来了。以前大家随随便便,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觉得特别不自然,我借口有事站起来要走。他说:“你今天先不要去吧!我有话同你谈谈。”
他要谈什么,我早已知道,既然走不脱,我只好低下头,离他远远的。他和蔼地来到我身边,叫我坐下。我勉强坐下,把半个背脊朝着他。他毫不介意地说:“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再不讲那封建的老一套。红军里人人平等,不论当官的,当兵的,军长还是战士,都是一个样。靠这个,我们才能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不断地取得胜利。”
停了一下,他十分真诚地对我说:“我们干革命反封建,有话就直说。我很喜欢你,觉得你好学上进,工作大胆泼辣,有许多优点,是很有前途的同志。希望你能同我结婚。虽说我们彼此有些差距,但这不会妨碍我们。结了婚,我会帮助你,你也可以给我许多帮助。我们会成为很好的革命伴侣,你能答应我吗?”
他是个大军长,这样诚恳地向我求婚,使我难以回绝。但是我思想上有许多矛盾无法解决,需要有时间来仔细想一想。我要找几个知心朋友,好好商量一下再说。
朱军长明白我的意思,赞成我想一想,他表示热切地希望我能早点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他一走,我就火烧眉毛地急着找人。屋里、院外,街上都跑遍了,朱挺兰、张良……
一个都见不到,贺子珍、吴仲廉也不知哪里去了,把我急得团团转。
好不容易等到吃晚饭,一见他们回来,我急忙把朱挺兰,张良喊到一边。没等我开口,两人几乎同时说:“什么事这么着急呀?不能等吃过饭再说吗?”
“哎呦!这对我可是天大要紧的事,火烧眉毛呀!”
我催着她们快走,伸手去拽她们。
“天大的事也得吃完饭再说。着的哪门子急哟!”
两个人不但不肯走,反而用力向回蹭,好像已经知道点什么,全没有了平日相处的热乎劲儿。没有办法,只好同他们去吃晚饭,我几乎一点也吃不下,她们两人也显得心事重重,吃饭像在数米粒。我凑到两人近前,打算低声告诉她们。她们抬头看看四周,示意我等等再说。好不容易吃完饭,两人勉勉强强跟我来到旁边无人的地方。
“朱军长向我求婚。我跟他年龄、水平、地位相差那么远,怎么能行?你们快帮我出个主意吧!……”
没等我说完,两人都抢先回答:“这可是个好事,你别再犹豫啦!我们都有事,等有空慢慢说吧!”
两人说完就走,拦也拦不住,眼睁睁看着她们不肯帮助。又一想,她们不肯帮忙,还有别人嘛,就跑去找贺子珍。警卫员告诉我,她正在房子里同毛委员谈事。毛委员的房子离朱军长的房子很近,我只好不去了。想找吴仲廉,又没找到。直到晚上九点钟,她们回来了,却一个个躲着我。妇女组的床是通铺,我同张良靠在一起。等她睡下,我想小声同她商量,谁知还没有说上几句,她竟然睡着了,推也不醒,弄不清楚她是有意装的,还真是困了。
整整一天,找不到一个说说心事的人,真把我憋坏了。
第二天曾志又来问我。我说:“还没有想好。”她说:“还有什么不好想的。朱军长那么好,他亲自来求你,你答应不就完啦!”说着,她拉着我,来到朱军长的房里。
正在房里看书的朱军长见我们进来,笑着起身迎接,请我们坐下。这是间不大的房子,四周全是经过油漆的木板墙,古铜颜色,陈设简单,一张桌子,两把藤椅,一条长凳,用板凳支起的木板床,上面铺着灰色的军毯。一床叠得整整齐齐同战士一样的军被,一个布包上盖着一块白毛巾当做枕头。床头放着两个公文箱和扁担、绳。墙上挂着一盏马灯。朴素的陈设把我紧张的情绪除了一大半,我一边观看,一边留心听曾志同军长说话。
“军长!我把她送到你这里来,你们接着谈吧。看来我的任务快要完成啦!”
朱军长已经详细地问过我的家庭和身世。今天他开始讲他自己的家庭和参加革命的经历。起先,我不想听,但是他那缓慢沉着的话语,他那动人的经历渐渐吸引了我。我像听故事一样对他的经历感兴趣,不知不觉产生了想了解他的愿望。我像在无路可走的山坳里,渐渐走出了峡谷,对他产生了新的感觉,认识到他的许多长处。他虽是个军长,却又和蔼可亲;他担负革命重任,却又像个士兵。同他在一起,自己有种平等的感觉,虽说他比自己要大20多岁,却是个难得的好人!自从伍若兰牺牲以后,他确实需要有个人和他共同生活,互相照料。
接着军长问:“听说你已经有人了,他是谁呀?”
一句话,问得我脸上发烧,怎么好回答他。
“听说他留在井冈山上啦?”
我只好满脸通红地点点头。
“你们都说明白啦?还是怎么讲的?”
我不能对他说谎,就摇摇头。
他高兴地走到我跟前:“你是说,你们并没有彼此确定关系,只是在心里有过一些想法?”
见我又点点头,他高兴极了。
我的思想开始松动,防线渐渐消失。但是我有少女的自尊,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大概很快看出了这一点,就说:“看来你是不好意思回答。能不能这样,只要你不表示反对,就是同意,可以吗?”
我依然坐在藤椅上,一动不动。
“那么,我再说一遍:你能答应同我结婚吗?”
房子里十分安静,我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脏在急剧地跳动,因为这已到了决定我终生命运的时刻。他的诚意感动了我。我无法再表示拒绝。
1940年,朱德和康克清在延安
朱德和康克清
四、与朱军长结婚
打那以后,我和军长的接触就多了起来了。不久,我们就在辛耕别墅,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那天供给处送来打汀州缴获的一些罐头,请政治部和前委的十几个同志吃饭,毛委员、陈毅、谭震林……都到了。妇女组的姐妹只有贺子珍、吴仲廉和曾志参加,和我一同上井冈山的几个人,一个也没有来。后来问她们,都说:“怪不好意思的。”那顿饭吃得十分热闹,毛委员、陈毅主任和朱军长都谈笑风生,大家向军长和我祝贺,不停地同我们开玩笑。我虽受到欢乐的感染,却感到不自然。因为事情发展得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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