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黄陂洞战斗遗址

七十年代的土城渡口

金沙江 全景图

娄山关曹行燕翻拍

巧渡金沙江 曹行燕翻拍

小尖山 娄山关战斗主要战场

    李聚奎(1904-1995),湖南安化人。长征中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1935年8月调到红四面军工作，任红三十一军参谋长，红九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总后勤部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四渡赤水出奇兵

    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战役，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直接反映了遵义会议的伟大成果。

    我一方面军攻下遵义之后，蒋介石纠集了湘、川、桂、黔各军阀部队以及嫡系薛岳兵团共一百五十多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急进，妄图围歼我方面军于乌江以北的狭窄地区。

    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为了打破敌人企图从四面八方围攻我一方面军这个严重局面，一方面决定乘敌人尚未形成合围之前，指挥红军由遵义地区向川南前进，北渡长江。一方面要求在川陕边境的红四方面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 之前，密切协同作战”，西渡嘉陵江南下，牵制川敌，使敌人不能集中兵力于长江一线；同时要求在湘鄂川黔边境的红二、六军团积极向东出击，牵制湘鄂之敌，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作战。

    当时，中央确定一方面军向四川进军，北渡长江，选定的渡江地点是在宜宾到泸州一线。

    一月十九日，一方面军分兵三路指挥北上，向赤水县方向前进。我红一军团从桐梓出发，于一月二十三日进占东皇殿(今习水), 驱使黔敌侯之担部向南北逃窜。随后我红一师为全军开路，经猿猴 (今元厚)场向旺隆场方向疾进，一月二十六日在离赤水县约三十里的黄陂洞，与由赤水县向上城开来的川敌章安平旅遭遇，敌先我占领右侧高地，并凭借左边的工事对我师施行火力封锁。我师陷于敌人三面包围之中。

    此时，中央纵队与三、五、九军团已抵达习水土城。但由于温水而来的四川军阀部队也紧追不舍，其先头部队郭勋祺旅和潘佐旅的第六团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石羔嘴一带与我后卫的五军团形成对峙。一场恶战在土城地区展开了。

    为了消灭川敌郭勋祺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前线指挥，二十七日，他们一方面电令我红一师在黄陂洞阻止敌人南下，一方面令三军团、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迂回包围郭旅。当时，我师虽受敌三面包围，但为了土城战斗的胜利，仍英勇抗击敌人的多次进攻。红二团的领导同志见情况危急，曾建议撤出战斗。我说，我们在这里多坚持一个小时，土城的战斗就多一份胜利的把握，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撤。遂又坚持到第二天的黄昏才撤出战斗。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鉴于土城鏖战终日，虽歼敌一部，但敌人的援军即将赶到，原定进占赤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为敌人所阻，不能实现，久战对我不利。于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战斗，于一月二十九日拂晓前，从猿猴场、土城西渡赤水 (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

    当我师在猿猴场渡口准备渡河时，毛泽东同志派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到渡口来找我们，要我和政委黄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到他们那里去。这是我在长征途中第三次见到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这次见到我们 (耿飚同志因指挥部队过河未到)时，对我们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并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这是我们红一师的领导同志第一次听到了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而且还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们讲的，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虽然黎平会议决定转兵黔北以后，我军已由原来处处同敌人“决一死战”的方针改为“避强攻弱”、“避实击虚”的方针，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是军事领导上的问题不解决，还难以从根本上保证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所以过了十多天以后才传到红一师，分析起来，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奉命作为先头部队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是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是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积极鼓吹者和追随者；在遵义会议上当李德受到批评时，林彪又没有发什么言，遵义会议结束后，林彪又同意李德跟一军团行动“体验生活”。因此，虽然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及时地给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当然，这是事后的分析，当时我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毛泽东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你们一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机动灵活，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在中央苏区的一、二、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面对强大的敌人，采取了诱敌深入，隐蔽主力，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挥我军连续取得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也由于继续运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因此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这时毛泽东同志所以又再强调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其用意，按我当时的理解，除了要我们不要忘记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之外，着重还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目前军委改变从宜宾到泸州一带北渡长江的计划而产生别的什么想法；而且“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 要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毛泽东同志说：“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 (指我)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

    接着，毛泽东同志问我：“你看行不行？”

    “行！没有问题！”我回答说。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

    毛主席又问：“你们一师还有多少人？”“还有三千多人。”我回答说。“三千多人编一个团又太多了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 (后来到扎西，一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其余未变。)

    当时我和黄甦、谭政同志都为能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指示而特别高兴，回来后立即向师里的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听了都非常兴奋，表示一定要按毛泽东同志讲的办。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六年写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话，而在当时也就是这样做的。

    当我一方面军各部于二月八九日到达滇东北扎西时，蒋介石急调滇军三个旅到镇雄地区堵截，又令川敌十多个旅由北向南压来，中央军周浑元向扎西地区扑来。这时，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纵观全局，审时度势，鉴于各路敌军奔集而至，而黔北敌军薄弱，决定利用敌人判断我军仍将北渡长江的错觉，出其不意，先挥戈东指，返回川南，然后再重人贵州。于是，红一方面军各部于二月二十日二渡赤水河。甩开了川敌，使蒋介石妄图合围红军的企图落空。

    我师经古蔺以南在太平渡二渡赤水后，先头部队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同志的带领下昼夜兼程向东前进，二十四日晚到达桐梓，趁黑夜展开攻城，不到两个小时，守敌黔军第四团蒋德铭部两个连便向娄山关溃逃，二十五日拂晓，我军再占桐梓城，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

    红军突然回师黔北，直指遵义，这是蒋介石所未料到的。他为阻拦红军挺进黔北，除急令中央军向遵义靠拢外，贵州军阀王家烈还亲自到遵义坐镇指挥，令其精锐部队刘鹤鸣的第六团守娄山关，企图凭天险顽抗，以待援军。但在红三军团的强大攻势下和一军团的配合下，经半天的时间反复冲杀，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的娄山关，遂为我红军占领。

    夺得娄山关，遵义就无险可据了。一、三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二十七日，彭德怀同志指挥三军团占领遵义。我师进抵遵义时，没有进城，而是从城东门外打到南门外，配合三军团作战，先打垮了敌人的增援部队，随后又同三军团一起猛追逃敌，直到乌江边。由于敌人砍断了江上的浮桥，才免于全部覆灭。整个遵义战役至三月一日上午结束。

    一周之内，红一方面军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士气。

    我军取得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胜利后，即移师遵义城西南约三四十里的鸭溪地区休整约一星期，这是从江西出来第一次打了大胜仗并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息，部队情绪很高，指战员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还是毛主席来领导好，毛主席一指挥，就打胜仗。

    我军在鸭溪地区休整后，敌人又重整旗鼓，北渡乌江向我袭来。于是我军迅速主动放弃遵义，于三月十六日在茅台三渡赤水，再次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人以为我军仍要北上，赶紧改变部署，不料毛泽东同志指挥我们掉头向东，于三月二十一日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然后又掉头南下，从而把北线的敌人甩得远远的。

    我红一方面军从一九三五年初起，能够改变军事上不利局面，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纵横驰聘于川、滇、黔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调动敌人，打击敌人，歼灭敌人，使蒋介石一个又一个“围剿”红军的部署失灵，使红军安全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包围，继续顺利地长征。这一切，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遵义会议确确实实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是永远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