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入黔第一站

    我们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脚步，离开通道县县溪镇，出湖南界，到贵州黎平县洪州镇草坪村。

    行驶路线：我们从县溪镇出发，向西南方向走[X086]县道，进入贵州境内，到草坪村。参考路线如下（地点之间的数字是行驶的大约公里数，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

    县溪镇恭城书院返回→3km左转上河边2km→过江桥6km→上[X086]县道10km→播阳镇8km→出湖南界4km→草坪村

    红军足迹：

    1934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通道的县溪，进入靖州的新厂、平茶，然后由新厂、平茶分两路进入贵州；另一路由通道的播阳，进入贵州的洪州，向黎平进军。红十五师接替红九军团在通道警戒。

    是日，军委又向各军团、纵队发出电令：“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会，以便转入黔北。”

    12月14日，中央纵队进入贵州境内后，军委命令活动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主动采取行动，调动或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以便策应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上午，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王集成）经新厂、平茶、潭溪向贵州黎平攻击，于潭溪击溃黔军周芳仁部，占领黎平。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在黎平洪州司合编为中央纵队，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12月15日，红一军团一师进驻黎平县城；二师攻击同古，击溃黔军第十五团。

    12月16日，红军总部进驻黎平县城。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肯定了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贵州的主张。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八军团建制和番号撤消，余部编入红五军团。

    黎平“侗乡网”上刊载的中央红军由湖南通道县进入贵州黎平县的路线主要有三条：

    12月13日，中央红军开始由湘入黔——：

    第一条线路——湖南通道芙蓉(今通道县菁芜州镇芙蓉村)→金殿(今通道县牙屯堡镇金殿村)→牙屯堡(今通道县牙屯堡镇，时为黎平县飞地，1951年划归湖南通道县 )→头所(今通道县牙屯堡镇头所村)→团头(今通道县牙屯堡镇团头村)→播阳(今通道县播阳镇)→黄垢(今通道县播阳镇黄垢村)→流团(属今通道县播阳镇寨什村，由此进入贵州黎平县)→草坪(今黎平县洪州镇草坪村)→小寨→洪州→地青→中潮→佳所→三合→羊角岩→黎平城。军委两个纵队和红三、五、八军团走此路，先后于16-18日进入黎平城。

    第二条线路——芙蓉→金殿→县溪→新厂(今湖南靖州新厂镇)、马路口(今湖南靖州平茶镇马路口村，由此进贵州锦屏县)→平茶(时属贵州省锦屏县，1955年划归湖南靖县 )→官团(时属黎平，1941年划归湖南靖县)→潭溪→五里桥→黎平城。红一军团大部走此路，于15日到达黎平城。

    第三条线路——县溪→新厂、马路口→平茶→丘团→小里→中黄→铜鼓(老锦屏)或新化(时属贵州黎平，1939年划归锦屏县)等。红九军团、红一军团十五师等走此路。

    其中，红五、八军团原定走第二条线路进入黎平的。黎平整编前后分任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在长征日记中称：12月14日，“我军准备尾我十五师之后，经新厂向贵州前进。”15日，因通道和新厂附近发现知情，“我军奉命改道播阳所到洪洲，尾三军团后跟进”，五、八军团分别由张黄、深渡等处向播阳紧急集中，旋经流团等处进入黎平县，于当晚进驻距洪州约二十里的阳朝、草坪地域。后经洪州(16日宿营地)、中潮(17日宿营地)等，于18日中午到达黎平城。

    红一军团十五师政委肖华于1976年致函黎平宣传部，答复了红五、红八军团尾随十五师进入黎平县等问题：“我们这个师是由通道经新厂进入贵州境的。”“中央军委纵队和红军第三、第五、第八军团，大部是从通道以南地区经播阳、洪州、地青、中潮等地进至黎平（城）的。”

    贵州——长征红飘带上的最诱人的皱褶：

    通道会议后，红军西入贵州。

    贵州——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中央红军从1934年12月转兵贵州，到1935年4月底离开贵州，活动时间4个多月，占中央红军长征时间的三分之一；从1934年12月18日到1935年1月17日，一个月时间内，党中央在贵州境内接连召开过3次对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有重大影响的会议，这就是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红二、六军团1936年1月至4月在贵州转战，活动时间3个多月，占红二方面军长征时间的四分之一强。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贵州转战，革命足迹遍及50多个县，占目前全省88个市县区的70％。此外，红军在贵州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武装斗争，成立了中共党组织2个，大小政权组织50个，武装组织26个，群团组织40多个，组建了4支较大的游击队。红军到过贵州约80％的县。长征途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大都是在贵州发生的，如黎平会议、突破乌江、四渡赤水以及对我党我军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遵义会议等。可以说红军转战贵州期间，是我党和中央红军在长征中转危为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关键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几进几出贵州，留下军事史上惊心动魄的以弱胜强系列范例。

    长征，这一人类远征史、军事史上空前未有的壮举，它的战略转折，是从进入贵州的那一步开始揭幕、到走出贵州的时候完成的。如果将长征比喻为地球上的红飘带，那么这条飘带最诱人的皱褶在哪里？答案显而易见：贵州！在这段最诱人的皱褶里，红军从黎平到遵义，从遵义到赤水河畔的茅台，一路三城，转折之地。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中这样描述：“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红军进入贵州，就象一条充满活力的巨龙，穿游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忽东忽西，忽南忽北，自己掌握了行动主动权，改变了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的局面。

    据初步调查，贵州全省已知红军长征遗址共900多处，堪称全国之最，而黔东南州有较为著名的革命遗址85处，其中，黎平县17处，镇远、天柱县各10处，凯里市7处。

    对于这段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红军情报工作功不可没。时担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罗青长在2001年11月12日的《解放军报》上撰文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徐（向前）帅和我最后的一次交谈。那是1976年的深秋，……徐帅就跟我谈起了党的情报工作。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徐帅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我们离开县溪镇，向西。当经过一座牌楼后，就出了县溪镇了。

    从县溪镇上县道，经过湖南边界的播阳镇不远，就出湖南通道县境进贵州黎平县境了。

    之前，我对进入贵州的行程做了不少功课，不巧的是，雨下个不停，我们只能一边走、一边相机行事。

    从湖南通道县的县溪镇进入贵州，“著名”的岩板桥是湘黔分界地，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就是从岩板桥踏入贵州土地的。我们经过湘黔分界，没有发现标识，所以也就不知道岩板桥的位置。

    继续前进，中央红军入黔的第一个村子应该是贵州黎平县洪州镇阳朝村（侗语“嘎铺”），即“中央红军转兵入黔第一村”。我们还是没有看见路标，所以也不知道是否经过阳朝村。

    距离阳朝村1.5公里处的月团流水岩是毛泽东、邓小平歇息、喝水的地方。没有人指点，肯定找不到。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曾在阳朝村东门石拱桥休息后，越过分水坳、过草坪桥，沿河继续往洪州镇。红三军团直属队从简桐坳进入阳朝村的，村内原陈氏祠堂墙上有直属队书写的标语“全国工农联合起来，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全国工农解放万岁”。

    下一站是黎平县洪州镇草坪村，被誉为“中央红军入黔第一站”（又说是“中央红军入黔第一村”），大家瞪大眼睛不敢漏看了。

    终于，在路旁、河边发现了《草坪红军桥简介》的指示木牌：“草坪红军桥是中央红军长征从湖南转兵进入贵州黎平搭建的木桥。1934年12月12日，红军第三、五、八军团和中央军委一、二纵队从湖南播阳经过此桥进入黎平境地，途经草坪、洪州、岩寨、下温、地青、中潮、佳所等地，并一路突破黔军守敌，于12月14日——17日先后抵达黎平县城，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二日”

    站在这个指示木牌旁边，眼前就是草坪河（洪州河下游）。红军桥就架在河上，原汁原味的木架桥，红军当年临时搭建的木桥不大可能这么规规矩矩的，显然是经过岁月磨砺、越修越结实了。

    黎平县洪州镇草坪村始现于明朝洪武元年，位于洪州镇东北8公里的洪州河下游南岸，海拔405米。草坪侗族先人开拓村落时，这里是一片荒芜的草坝，居后取名草坪（又名为枫木脚，侗语：筛美跃），明清时代设寨，1933年后设保（属第四保管辖），解放后曾为“草坪乡人民政府”驻地，撤并建后，设草坪村。

    在网上的文章中，有不少草坪村村民对红军过境的回忆。

    毛泽东救“瑶佑”的故事——红军进入草坪、洪州，毛泽东在路边看到了一幕惨景：一个十多岁的男孩跪在躺倒在路旁的母亲身边不住地哭泣。原来，是一路讨饭的侗家母子，母亲已经饿死了。毛泽东扶起孩子，拭去他的泪水，叫警卫员小陈拿来毛衣、布鞋给他穿上，又让红军战士掩埋了他的母亲。在一边默默看着的孩子一下跪在毛泽东面前说到：“卜佬呀，瑶佑当红军，袖瑶呀！”（伯伯呀，我要当红军，收下我吧！），毛泽东含泪点头。一名侗族孤儿就这样跟着毛主席走上了革命征途。

    朱德吃侗家的腌鱼坚持要付钱的故事——村民石定朝回忆红军在草坪河上搭建便桥时说：“红军长征就是从这里过河去草坪。以前河上没有桥，来往两岸有渡船。这条河不深，红军的人多，他们把石头放进大筐里，塞满后就沉入河里，高出河面后就在上面铺上木板，然后就从上面过河。”他又说：“朱德就住在我们草坪，这事草坪的大人孩子都知道，老人经常讲给我们听。住在草坪的红军中，有一个四十多岁，浓眉大眼，说一口四川话的人给村里人讲红军的革命道理，他说，我们红军和侗族百姓都是一家人。当时他住在一个姓石的大爷家，那天吃晚饭的时候，石大爷看到红军，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一人一碗瓜菜；没有大声吵闹的，没有争抢饭菜的，石大爷从未看到这样遵守纪律的军队。看红军吃的这样差，石大爷有些不忍心，他拿出自家的腌鱼和酸广椒给他们吃，但他们坚决不吃，说是红军有规矩，不能吃老百姓的东西。石大爷说，‘你们不是说红军和我们侗族是一家人吗？这点小菜都不吃，能算是一家人吗？’那个浓眉大眼的中年人笑着说，‘我们吃石大爷的菜，可有个条件，我们得付钱。有往无来非礼也，一家人也有往来嘛！’说的大家都起来笑了。当时，石大爷不知道这个中年人就是朱德总司令。红军走后，一个叫刘贵祥的红军因伤留在了草坪村，到1949年快解放时，他才告诉我们村里人，那个说一口四川话的中年人就是朱德。刘贵祥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长，他是我们草坪村解放后的第一个村长，1960年去世了。”

    村民石明星、石庭帅说他们是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的，祖辈的老人们都曾见过红军。当年红军一个连队经过这里时，朱德总司令曾在这座鼓楼里休息。石明星说，“红军来之前被宣传成见人便杀，见东西就抢的军队，村里的人都逃到山里。只有一个叫石建祥的青年人没有离开，他亲眼看到红军为村民们清扫院落、劈柴挑水，当晚就到山里去把乡亲们叫回来，他还把家里仅有的几条腌鱼拿来款待朱总司令呢。”

    洪州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石新民说，朱德总司令带着90余名战士来到草坪村，当看到侗族农民石建祥的母亲卧病在床时，朱总司令的卫生员便进屋为石母治病。这一举动感动了草坪的侗家人，他们把朱总司令让进了家里，煮糯米饭给朱总司令和战士们吃。当晚，朱总司令在草坪的鼓楼里睡了一夜。

    村民们的说法一致的是：朱德住过草坪村；石姓村民拿出自家的腌鱼给红军吃。

    那个刘贵祥也确有其人，中央警卫团战士、中共党员，他留在草坪刺蓬寨养好了伤病，后当了当地石氏的上门女婿，娶妻生子，解放后曾任远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任社长和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

    中央红军多个部队于12月14日～17日留驻或经过草坪村。除了朱德总司令、中央警卫团外，红三军团警卫营住过草坪刺蓬寨，看到侗家人吃河水不方便，就在寨北边开了一口井，现称为“红军井”。

    我们从红军桥上走过，进入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