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亚五国地处东西方交通和商业交流的要道，是古代著名“丝绸之路”的中心交点，我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与其东西相邻，地理的特殊性，使得中亚地区与我国的联系源远流长。中亚五国畜牧业具备草场大、耕地多、气候好、水料充足等传统优势，然而，其生产率低、商品率低、加工程度低等问题制约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加强与中亚五国畜牧业的合作流通，输出我国先进的品种改良、制药、包装、物流、育种体系等技术，不仅有利于中亚地区畜牧业的繁荣与发展，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产业支撑，同时能够带动我国新疆境内居民就业，为提升国际公共卫生安全空间与我国经济安全空间作出贡献。

    一、加强与中亚五国畜牧业合作的必要性

    加强与中亚地区的畜牧业战略合作，提升国家安全空间。中亚五国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以及其在前苏联时期的地区分工使得农业成为中亚五国传统的主导产业，其中畜牧业发展在当地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一，畜牧业发展历史悠久。中亚地区中亚地区畜牧业以养羊、养牛、养马为主，养蚕和养禽也占一定的比例，是前苏联时期的主要畜产品生产区域。早在前苏联时期，中亚五国畜产品产量已经达到较高占比，其中乌兹别克斯坦的羊羔皮产量占2/3，生丝和蚕茧的产量均占到1/2。土库曼斯坦的羊毛及其地毯制造业和蚕茧产量较高 ， 占有重要地位。第二，中亚各国畜牧业发展缓慢，畜产品消费水平较低。从近年来中亚地区主要畜产品产量数据（见表1）可以看出，畜产品产量增长幅度并不大，且猪肉和鸡肉在2012年产量相较2011年有所下降。另外，中亚各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中，谷物产品消费占50%，动物性产品消费占20%，居民对肉、奶等畜产品加工品有特殊的消费偏好，然而，中亚五国食品加工业发展严重滞后，畜产品主要以未加工产品为主，加工产品少，畜产品加工品主要依赖进口。第三，中亚地区农业劳动力比重较大。近年来，五国人口合计约6430万，农村人口约占50%以上，农业人口占1/4以上。畜牧业作为当地农业领域最重要的版块，其繁荣发展具备重大战略意义。通过与中亚地区进行畜牧业战略合作，可为当地畜牧业发展与进步提供技术及资金支持，加快当地畜牧业发展步伐，可进一步消化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确保农业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减少恐怖势力，提升国家安全空间。

    表1  近年来中亚五国主要畜产品产量（吨）

    发挥中亚畜牧业传统优势，满足我国国内需求。中亚地区地广人稀，草场大、耕地多、气候好、水料充足等特点为当地的畜牧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第一，中亚地区气候温和，为种植业及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亚五国与我国新疆一样，位于远离海洋的内陆区域，是典型的大陆性干旱气候区。冬夏分明，冷热悬殊。 夏季白天气温一般都在27度以上，日温差大。光照充足，年均日照时间为2000～3000小时，光热同季，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和养分积累，尤其有利于优质粮棉、果品、花卉等的生长。在灌溉条件下农作物基本保收，这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水源及饲料的保障。第二，土地资源丰富。中亚五国面积合计400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3132万公顷，相当于我国耕地面积总量的1/4强，草地面积2.52亿公顷，约相当于我国的65%。而其人口密度为14.7人/平方公里，仅相当于我国的1/10。中亚五国有不少可耕地未被利用，如土地较多的哈萨克斯坦近年来农业用地在1500～1800万公顷， 不到其耕地面积的80%。与其进行畜牧业战略合作，可弥补我国土地资源不足，耕地资源缺乏的劣势。第三，耕地利用率低，开发潜力大。中亚五国地区虽拥有富足的土地资源，然发展缓慢。从1992年-2013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亚地区耕地面积及农用面积均未有大的发展，且二十一世纪的耕地面积数（约31000*1000Ha）及农用面积数相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约38000*1000Ha）有所减少，由此可见本区耕地利用率低，极大的土地开发潜力为战略合作提供了空间。第四，水资源较我国相对富裕。中亚五国的年降水量在160～700毫米， 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降水较多，五国的降水多集中在冬春两季，而且多在山区。中亚五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均低于 8000立方米，高于我国人均2200立方米的水平。

    畜牧业西进中亚五国战略的实施，可充分利用中亚地区的农牧资源，将中亚地区作为我国的畜牧产业基地，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中亚地区得天独厚的畜牧业传统优势，解决我国人畜争地现象，满足人们对畜产品的需求，而且可以利用先进加工技术与设备的输出促进当地畜牧业的发展。

    关口前移，缓解疫病传播。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埃博拉病毒、小反刍兽疫、高致病性禽流感、非洲猪瘟等流行疫病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且这些疫病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传播，致死率高，严重威胁人类及动物健康。中亚国家与我国有漫长的陆路边境接壤，口蹄疫、禽流感等动物疫情在中亚地区常年流行，对我国动物防疫构成了严重威胁。第一方面，自2003年以来，禽流感从多发的东南亚迅速转播到亚洲10多个国家。研究表明，禽流感的时空暴发与候鸟迁徙路线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其中一条路线即经过中亚哈萨克斯坦。第二方面，俄罗斯2007年新爆发的非洲猪瘟疫情首先由从格鲁吉亚迁徙入境的野猪中发生，之后通过密切接触传播给家养的猪，至今已经传播到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边境地区，对我国形成了持续威胁。鉴于我国是一个养猪大国，猪肉是我国人民的主要食用肉类。非洲猪瘟一旦进入我国，由于该病的高死亡率，将对我国的养猪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对此而引起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动荡不可低估，必须加以高度关注，严禁来自疫区的活猪及其产品进入国内。第三方面，反刍动物通路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出发，一路向北进入中亚，向西直至土耳其，这种在欧亚大陆干旱地区非常普遍的非正式贸易渠道成为了口蹄疫的主要传播途径。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牛羊等牲畜在其生命的第一年便会感染口蹄疫，其中一些可能会重复发病，有些动物终生无法康复，导致生产力丧失。然而中亚五国医疗及畜牧科技水平尚不发达，且存在对疫病防治及区域化管理意义认识不到位、目标不明确、管理模式单一等问题，缺乏长效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疾病监测、病畜扑杀销毁、免疫标识制度的实施等工作均有薄弱环节。相对而言，我国疫病防治技术水平较为发达，具备较为先进完善的防疫、监测体系以及综合素质高的专家及科研人员，实现公共卫生走出去，对中亚地区医疗及畜牧业技术输出，可以将我国防疫关口的前移，为缓解我国畜牧业疫病的传播扩散作出巨大的贡献。

    带动国内就业，促进边疆稳定。近年来，我国新疆各产业就业空间减小的问题日益突出，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使得新疆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相关调查资料显示，新疆少数民族总体就业程度较低，其中尤以少数民族青壮年更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新疆就业者比重仅占约40%，未就业者比重约为60%，而其中少数民族的就业比重均远低于汉族( 80%左右)。中亚地区农业劳动密集度低。每一农业劳动力平均拥有5公顷耕地和39公顷草场，土地富余的哈萨克斯坦每一农业劳动力平均拥有18公顷耕地和149公顷草场。实施畜牧业西进中亚战略，我国可通过向中亚地区输出劳动力的途径，发挥我国劳动力优势，为中亚畜牧业提供劳动力的同时，缓解我国边疆地区的就业压力，对于增加新疆地区居民收入、维护当地的稳定发展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中亚国家畜牧业发展急需技术及资金支持。第一，中亚地区农业资金投入不足。虽然中亚各国重视农业的程度一直在逐渐提高，但受经济转型等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造成了当地农业投入体制的不完善和农业信贷体制不健全等问题，中亚五国普遍存在农业投入严重不足。1999-2001年，中亚各国农业得到农业外部支持的资金总额相当于各国2003年的GDP比例分别为：哈萨克斯坦0.4%，吉尔吉斯斯坦8.2%， 塔吉克斯坦5.2%，土库曼斯坦0.004%，乌兹别克斯坦0.58%。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农业外部支持主要来源于FAO等国际组织的救济援助。第二， 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中亚五国的农业生产经营粗放，生产的现代化水平低。以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为例，中亚五国2002年的农业不动产资产构成中，农机所占的比重分别为：哈萨克斯坦3%，吉尔吉斯斯坦8%，塔吉克斯坦3%，土库曼斯坦3%，乌兹别克斯坦4%。在资金及技术方面，我国较中亚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与其进行畜牧业战略合作，可实现优势互补。

    二、与中亚五国畜牧产业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畜牧业实力和水平的提升对畜牧产业合作起促进作用。2010年，我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也是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畜牧业发展方面，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3年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生猪存栏4.8亿头，居世界第1位；绵羊1.8亿只，居世界第1位；山羊1.8亿只，居世界第1位；奶牛1.1亿头，居世界第2位。肉类总产量达8536万吨，居世界首位。到目前为止，我国人均肉类占有量已经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另外我国在畜禽良种技术、养殖设施技术、生产规范技术、监管防疫技术和粪污处理技术等多个畜牧生产技术在世界各领域内都具有先进性。随着我国畜牧业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提升，我国完全有能力也有条件在更高层次开展与中亚的畜牧业合作，将农牧业合作为经济先行的着力点，发挥双方在畜牧业的发展优势，从而引领和形成畜牧产业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促进双方经济共同发展。

    中国与中亚国家畜牧条件互补性为合作提供充足动力。中亚国家畜牧业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光热资源丰富、饲草料资源充足，具有多年牲畜改良育种的经验，培育了知名的阿哈捷金马、新吉尔吉斯马、白头牛、阿拉套种牛、埃基里巴耶夫绵羊、卡拉库尔羊等优良畜种。如吉尔吉斯斯坦草场和牧场的面积918.48万hm2，大部分属于天然牧场，具有良好的发展畜牧业的自然条件，因此养牛和养羊业的商品生产较发达。乌兹别克斯坦畜牧业历史悠久，出产和出口大量羔皮，年产高质量的卡拉库尔羔皮约150万张，占世界第二位。但是苏联解体后，受经济发展持续低迷的影响，中亚各国对农业资金投入不足、农牧业科研经费不足、人才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生产的现代化水平低，大部分还采用原始的种养方式。并且，中亚五国食品加工业发展严重滞后，除在肠衣业、乳品业、动物制品的罐头业及渔业等食品工业发展较好，其他大量食品还依赖进口。相对而言，我国是一个在世界上科技水平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我国食品工业无论是技术、设备，还是产品都具有价格优势。另外，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大国，在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拥有较先进的技术。我国与中亚国家毗邻，开展农业经贸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农业资源、资本、技术、劳动力方面可以发挥中国与中亚国家互助互补，为双方互利共赢提供有利条件。

    疫病区域性防控使合作成为必经之路。随着人员的国际化流动及动物及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人类及动物疫病呈现国际化传播趋势。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理论认为，疫病防控不能各扫门前雪，必须要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协调统一的防控体系。我国同相临的中亚各国形成疫病区域性防控，不但可以使疫病有效控制，保障本国人民身体健康、畜牧产业的稳定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且可在保障双方贸易稳定、促进双方畜产品出口贸易、带动畜牧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当地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亚国家在医疗卫生条件上与中国相比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土库曼斯坦每年需进口大量外国药，并在较长时期内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塔吉克斯坦医药行业一直处于萎缩状态，自产药品不到市场份额的1%，需要大量进口及接受西方国家的无偿援助的药品。中亚多数国家医疗水平、服务质量和卫生条件相对较差，各国人民平均寿命仅为65岁，阿富汗斯坦人民平均寿命仅为42岁，而我国人民平均寿命可达74岁。在抗击人类及动物疫病方面，中国具有丰富的经验及先进的科研水平，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疫情中，中国在短时间内掌握埃博拉病毒抗体基因，并派出公共卫生专家前往疫情发生地，为其提供6.7亿物资援助，在疫情发生中体现负责任的态度。在控制动物疫病方面，中国防控科技机构健全、科研成果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如在2004年爆发的H5N1禽流感疫病时，我国首先研制出新型H5N1禽流感灭活疫苗，是国际上首次研制成功并推向大规模应用的流感病毒反向基因操作疫苗。为实现疫病可控性，减少疫病给各国带来的经济损失，中国与毗临的中亚地区必须形成区域性防控体系，通过对中亚国家提供防控技术和设施支持提高整体区域疫病防控水平，同时也为我国本身提供疫病防控屏障，具有互利共赢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