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之后，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继续采取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一方面命令红九军团暂留在乌江北岸黔北地区，伪装我军主力，吸引和牵制敌人；一方面率领其余红军直插乌江边，南渡乌江。

    红九军团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自三月二十七日起，分别在长干山、枫香坝等地活动。他们在战斗行动中，到处多打旗帜，多点炊烟，故意造成声势，吸引了在贵州的大部分敌军，掩护了红军主力南移。以后这部分红军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的带领下，转战数千里，不仅胜利地完成了掩护红军大部队的光荣任务，而且吸收了两千新战士，扩大了部队。

    红一方面军主力这次重渡乌江，由红三团任先遣队。三月二十九日夜，红三团在团长黄永胜的带领下，冒着狂风暴雨，从手扒岩乘竹筏渡到乌江南岸。部队上岸后，迅速击溃了敌人的江防部队，并活捉了敌人的一名营长。随后即由军团的工兵连在大塘河、梯子岩、江口等处架设了浮桥、四月一日前红军主力顺利地渡过了乌江。

    红军南渡乌江后，又以一个团的部队伪装主力东进，佯作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姿态。而大部队则分数路南下，直逼贵阳。

    红一方面军这一扑朔迷离的行动，搅得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晕头转向。他忽儿判断红军“徘徊于川漠黔边境，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忽儿又判断“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忽儿说红军“仍企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忽儿又说红军“前遭堵截，后受追击，已是强弩之末，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但他就是没有料到红军会直逼贵阳。

    因此，当我军主力突然出现在贵阳近郊时，全城震动，蒋介石也被吓得丧魂落魄。他一面连连急电云南，令滇军孙渡“兼程猛进，万勿延误”，来贵阳“保驾”, 一面叫贵阳警备司令挑选二十名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两乘小轿听用，准备逃跑。

    但是，当我军于四月九日通过贵阳郊区时，情况仍是很紧张的。

    那时，奉命东调贵阳的滇军已抵贵阳和龙里两地。贵阳、龙里东西相隔百里，有公路接连。头一天行军，一军团靠龙里西侧前进，三军团靠贵阳东侧前进，我师居中偏西。在行进中，我师和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走到同一条路上来了，由于大家都想迅速往前赶，因此出现了抢路和插队的现象。我发现后，令我师部队靠边停步，然后整了整队，把部队带上山坡，沿山梁前进，给三军团让出了大路。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山上露营。第二天一早，我师下山通过公路时，三军团直属队已先我到达公路旁的一个村子里，这时我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正在吃早饭，一见我到来就讲我们一师昨天插队的事。

    他说：“现在中央军委和大部队都还没有过来，敌人在贵阳有四个师，在龙里有三个师，今天可能从东西两面向我夹击，如果出了问题，你要负责呀！”我笑着向他说明情况。

    他似乎没有听进去，但也不再提插队的事了，而向我说：“你们一师归我指挥！”我说：“好，你给任务吧！”

    他说：“你们占领西南山，监视龙里方面的敌人，三军团占领观音山，监视贵阳方面的敌人。哪一边的敌人出来，都要死打，以掩护中央军委和后面的部队，他们都过去了，你们听命令再撤，到时我派人通知你们。”

    彭德怀同志这种当机立断、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和对革命赤胆忠心、敢于负责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当天上午，我师一面在山上监视龙里的敌人，一面派人瞭望对面三军团的行动。不久，中央军委纵队从我们的山脚底下通过了，一些随军长征的女同志也顽强地一瘸一拐地向前赶。到下午三时，眼看部队已经全部通过了。敌人由于惊魂未定，又搞不清我军虚实，也未敢轻举妄动。但可能由于行动紧急，或者是由于派来给我们送信的人出了意外，在三军团的部队撤出阵地时，我们没有接到他们的通知。随后我们也撒下山来，按计划继续向目的地前进。

    红军在贵阳、龙里之间乘敌军惊乱之际，越过湘黔公路，立即转头向西疾进。一路上，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从四月十日至十三日，连克定香、广顺、紫云等县城，随后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二十三日，红军进人云南境内。

    这时，蒋介石虽急令薛岳率吴奇伟、周浑元等部尾追我军人云南，但由于蒋军各级官兵普遍存在厌倦情绪，士气低落，行动缓慢，等他们进人云南境内时，已落后于红军数日行程了。

    红军进人云南，如入无人之境，日行百里，飞速向西，直逼昆明。这时由于滇军主力已全部东调贵州，一时不及回援，云南军阀龙云坐守昆明空城，十分恐慌，急令卢汉收罗一些团防部队守昆明城。但红军却虚晃一枪，从昆明城西转向西北，向川滇边境的金沙江挺进。

    金沙江属长江上游，穿行在深山狭谷之中，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极为险要。五月二日，军委指定一军团在龙街渡渡江；干部团和军委纵队在皎平渡渡江；三军团在洪门渡渡江。我师奉命从元谋出发，以一团为前卫急行军抢占龙街渡口。可是当我们的先头部队到达龙街渡口时，江上的渡船都已被敌人拉到河对岸烧掉了。要直接架桥又没有器材。我估计一时难以把桥架起来，同时也考虑到如果后面的部队都拥到渡口来，一旦有情况，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我预先命令部队向后架了十五里地的电话线，并派一名参谋等在那里，以便和前来的军团司令部随时取得联络。随后，我们向老百姓那里借来了一些门板，开始架桥。我们用绳栓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这时虽刚入五月，但金沙江夹在两岸高山之中，在炎热的太阳曝晒之下。蒸发着一股股热气，使人心闷头昏，汗流浃背。我们整整架了两天桥，毫无进展。

    第二天，我召开了“诸葛亮”会，再次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这时，杨得志同志同意我说的用牲口拉着铁丝泅渡过江，然后派人顺着铁丝过去，若能成功，就可以架起浮桥来。

    大家觉得可以试试看。杨得志同志把他骑的一头黑骡子拉到江边，把铁丝的一头拴在骡子的身上，然后把骡子赶下水，让它朝着对岸游去。但无奈江水湍急。骡子游到江心，划了个半圆，又返回来了。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当我正准备向军团司令部报告情况，恰接林彪从十五里的地方打来电话，我刚开口说架桥的情况时，他就说：“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

    我在渡口折腾了两天没有什么结果，心里本来就很烦躁，现在一听林彪不愿意听报告情况，就急了。我回答说：“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这时站在旁边的师政治委员黄甦同志就拉我的衣角，示意我不要顶撞，但我还是把话讲出去了。

    这下可惹怒了林彪，他在电话中妈的娘的骂了一顿。但最后还是问我：“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我一听他的口气有所缓和，我就把金沙江的河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器材等等情况向他报告了一番。并请示是否可以另选渡口，转到军委纵队过河的皎平渡去。他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这时，我认定在龙街渡架桥渡江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我想上级考虑情况一定会从实际出发的。部队刚回到村里，军团司令部就来电话通知说：“桥不要架了，部队吃饭休息两个小时，然后出发到皎平渡，从那里渡江。”

    龙街渡距离皎平渡约一百二十里地。沿江边没有路，只好走羊肠小道和河边的乱石滩。部队忽儿涉水，忽儿爬山涧，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皎平渡前进。

    我走在队伍的前头，一到皎平渡，首先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他一见到我就问：“队伍来了没有？”我说：“来是来了，就是走得稀稀拉拉的。”

    邓小平同志说：“赶快派人去督促，队伍来得快一点，马上过江。”并说，“队伍由刘伯承同志指挥，骡马和行李担子由我指挥。”我们抵达对岸时，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渡口一个崖洞里瞭望渡江部队。听说部队渡了几天，他们就在这个洞里瞭望了几天，一直到红军全部渡完才离开。

    红一方面军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底开始进行四渡赤水之战，到五月上旬渡过金沙江，历时三个多月，行程一万余里。其间，为了隐蔽我军的企图和调动敌人，虽然部队多跑了一些路，但却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上的计划。这一胜利，对红一方面军完成整个长征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原载《李聚奎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