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与贺昌同年生，但他的学识经历堪为贺昌师长。王稼祥早年留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在莫斯科主要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人才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四大教授”之一。1931年4月，他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中央苏区后，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前方最高军事会议成员。难得的是，王稼祥带着传达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确立的王明“左”倾路线的任务来到中央苏区，却从中央苏区实践中逐渐觉察到王明“左”倾路线对党，对红军、苏区和革命战争的危害，进而有所抵制、有所反对。王稼祥的这些经历经验，尤其是识“左”、反“左”、防“左”的经历经验，对贺昌的思想转变、工作进步影响很大。因而在总政治部的一年多里，贺昌极尊重王稼祥，总是努力多做工作，尽量减少这位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被子弹打穿肠子，身体十分虚弱的上司兼同志的负担。贺昌几乎承担了总政所有的日常事务工作。在总政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他为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呕心沥血。他刻苦学习，努力提高政治和军事理论水平，经常亲自到红军大学讲课或作政治报告。常挤时间为苏区报刊《红色中华》、《红星报》、《战斗报》撰写文章。

    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实践，使贺昌一步步成长为出色的红军高级将领和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1934年1月22日，他出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贺昌在红军总政治部做的一件最大的事，就是协助王稼祥筹备、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继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于1934年2月7日至12日在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的这个会议，受到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高度重视，博古、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到会并讲话。会议总结了红军建军以来的政治工作经验，进一步提出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和要求。确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和具体的工作方法。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战略口号，给此后的人民军队建设以深远影响。贺昌在会前几个月，就会议议程及根据议程拟讨论的各种问题，作了深入的调研，提出了详细的意见。这些意见在由王稼祥和他联署发布的总政第七号训令即《关于游击队工作的训令》、《关于争取白区群众发展游击运动扩大苏区的训令》等指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会议期间，贺昌主持大会，并在讨论阶段作重要发言。贺昌的发言内容在会议期间由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发表。其重点在于从保证红军军事技术与组织纪律性、革命警惕性的提高，支部工作的进步，赤少队与红军后方工作的加强等方面，阐述进一步做好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会议结束之日，贺昌致闭幕词，强调要“用政治工作来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保证每一个战斗的胜利，保证军委统一意志的实现，以争取五次反‘围剿’决战的胜利”。贺昌的上述言论，虽然因为组织纪律的约束等原因，字面上仍然少不了“左”的一套，但其精神却是积极的、科学的。这些思想和文件对当时革命军队正规化建设，对于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血洒苏区的英烈。尽管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希望以加强政治工作使红军更加强大，保证第五次反“围剿”一如既往获得胜利，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还是把事情的结果引向了反面。主力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10日晚拱卫中央机关，从红都瑞金撤离，踏上西征之路，作战略大转移——长征。与此同时，成立以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中共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开国元帅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和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军区，领导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贺昌也被留下，担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而此时，陈毅、贺昌都是腿伤未愈的半残废。

    主力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很快占领了中央苏区。然而，项英执迷于主力红军很快就会打回来，重建中央苏区，迟迟不肯转变思想方法、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致使苏区人民和留下打游击的红军陷入越来越艰险的境地。1934年11月23日，苏区的最后一个县城会昌县城被敌占领。这期间，中央分局开会讨论目前形势及对策。以项英为代表的一方仍然主张倾全力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师反攻。中央军区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主力红军的转移，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以陈毅为代表的另一方则主张转变思想，分散游击，保存力量，待机而动。贺昌这些日子常跟陈毅在一起谈论局势与出路，总结红军历次反“围剿”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教训，两人的看法不谋而合，会上便理所当然地支持了陈毅的意见。但项英此时是“老大”，他说了算，事情就只有一天天坏下去。贺昌和陈毅多次提出改变斗争方式，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建议在12月中旬召开的苏区中央分局会议上，得以通过。

    这时，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操劳过度，贺昌的身体己很虚弱了。可他不肯稍怠，为了组织、指导群众游击战争，他和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李翔梧一道，天天工作到深夜，赶写《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和供各红军独立团、营及游击队使用的政治军事教材《节省子弹和收集子弹壳》、《巩固我们的部队》等文件，把双眼熬得血红血红。为了适应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开办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贺昌亲自为学员们讲解游击战争中如何加强部队政治工作。这些措施，对于巩固部队，稳定军心和民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跟中央分局一起行动的工农剧社的小演员们，却没有贺昌他们那样的焦虑与烦恼，一派“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孩子们仍然满以为红军出征不过像往常一样，一两个月打了胜仗就归来，开个祝捷会，大家欢欢喜喜。因而还是每天天刚亮就起身排演、操琴、练歌，准备祝捷会上的演出。贺昌见此情景，只有苦笑。他思量着应当把眼前的真实情况告诉剧团的孩子们，使他们有个心理准备和行动准备，才能应付各种突发事变。一天早上，贺昌带着彻夜工作的疲惫之身，一颠一跛地来到同在中央军区政治部工作，担任政治部破坏部长兼地方游击政治部主任的袁血卒面前，笑微微地叫他一声“丘八”(因为袁血卒一直在军队工作)，接着说：“剧团的小孩子们太天真了，整天‘胜利的号炮’(歌词中的一个重句)……你去告诉他们，我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紧张的，任务是艰苦的，过份的乐观的宣传是脱离实际的。告诉他们准备吃苦，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打仗……”剧团与政治部各住一个山头，看得见，靠得近。贺昌让袁血卒去传达他的意见，除了袁血卒年轻力壮外，还因为袁血卒的爱人也在剧团工作，可以趁便会会面，说说体己话。这也是他对同志关怀的意思。

    进入1935年后，形势更加凶险。地主还乡团和国民党军队，穷凶极恶地对中央苏区的每一个地方进行反攻倒算、搜山“清剿”。他们的口号是：“茅草过火，石头过刀，筷子过斩，人要换种”。中央苏区眼看大势去了。这时，发生了原中央政府秘书长、时任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的谢然之叛变投敌的事。贺昌得悉后十分气愤，当即要李翔梧写篇文章予以揭露抨击。李翔梧奋笔疾书，写成《给叛徒们以无情的打击》一文，以社论名义发表在《红色中华》报上。

    这年2月4日，恰逢农历春节，贺昌参加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在驻地井塘村召开的专门讨论突围问题的会议。2月5日，是农历正月初二，遵义会议上刚刚确立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共、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十分关注项英、贺昌与陈毅等留守苏区的红军将士的安危，接到在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的两次请示急电后，迅速发来“万万火急”的指示电，明确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形式和对敌斗争方式，将部队和机关划整为零，分散行动，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同时指示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由项英任主席，贺昌与陈毅任委员。项英收到“万万火急”电报，很快在分局驻地——时属瑞西县小密区公馆乡的井塘村（今江西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召开分局会议，对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进行讨论。贺昌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将分局、办事处和军区人员分散到各地去打游击。正月初四即2月7日晚上，工农剧社的“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举行了在中央苏区的最后一次演出。此后，他们就要分散到赣南军区去打游击。袁血卒为此先到赣南军区驻地——于都南部的黎板桥，与红军早期高级将领、革命家、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一道进行具体安排。刘伯坚很担心贺昌的伤腿，让袁血卒从他那儿挑了一匹黑骡子带回去给贺昌用。

    1935年2月上旬末，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人员和红二十四师余部，分头离开井塘村，往福建长汀和于南禾丰（今江西于都县禾丰镇）转移。中央政府教育部长瞿秋白、临时法庭主席何叔衡，各以多病之身和年迈之躯参与转移，不幸被敌包围，瞿秋白被俘后被害，何叔衡投崖自尽，壮烈殉职。贺昌随项英、陈毅虽然安全到达禾丰地区，形势却一日坏似一日。他们被敌人包围压缩在于南狭小地带，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

    2月下旬，中央分局决定，立即按照游击战争的具体要求，组织被困机关及部队陆续离开于都南部，分路突围，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向湘南、第七十二团的大部分向闽粤赣边开展游击战争。贺昌与项英、陈毅等由第七十团担任掩护，从禾丰转移到上坪山区。

    3月上旬，送走各路突围部队后，贺昌与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身边仅有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和中央军区直属队担负掩护任务。突围的目标是穿过会昌封锁线，越过会昌的天门嶂山脉，向福建长汀西南山区转移。

    3月9日，红七十团番号撤销，全团官兵与中央军区直属队编为4个大队。下午3时，贺昌冒雨在山上一间老百姓的破烂香菇棚里，为4个大队的指挥员布置了突围任务，并作突围前的最后动员。他拖着重伤的右腿，慢慢把它搁到长櫈上，镇定而又坚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主力红军已经胜利地进入贵州的第二个大城市遵义，并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并给了我们今后斗争的指示。现在，我们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弹缺粮缺，特别在这深山之中，孤军作战，形势是严重的。为了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我们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这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红军干部对人民忠心的时候，也是考验每个同志对共产主义事业忠心的时候。为了保卫苏维埃，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要以百倍的决心和勇气，同敌人战斗到底，直到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就在突围动员的当天，贺昌要炊事员把他那匹黑骡子杀了，煮给已经3天没有吃上一顿饭的同志们吃。

    3月9日下午3时许，突围开始。由于项英坚持要把发往中共中央的电报发出去，一直拖到下午4时，贺昌不得不带领一个营的人先走。陈毅叮嘱他：“你无论如何要过会昌河，你先过河掩护我们。我和项英同志在最后一批。”并交待他过会昌河很危险，要小心。

    次日凌晨，会昌河那边传来枪声，陈毅很为贺昌担心。而不幸的事终于发生：敌人发现突围转移到会昌与福建交界的贺昌及其所部后，随即重兵合围，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突围中，贺昌虽身负重伤，但仍以非凡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念，身先士卒，率部分战士冲出了重围。当他与战士们转移到会昌天门嶂山区归庄村时，再次负伤，并重新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时大部分战士英勇牺牲，重伤在身的贺昌宁死不当俘虏，在敌人向他扑来之际，高呼 “红军万岁”，举枪射向自己的胸膛，为人民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实现了他自己的誓言。时年，贺昌29岁。当天下午，陈毅惊闻凶讯，顿足不已。在这次突围行动中，像贺昌一样为革命壮烈自我牺牲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李翔梧。

    贺昌牺牲前的3月6日，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原中央政府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际啸仙也在突围中在信丰县上小梗英勇牺牲。陈毅对他们的牺牲十分悲痛和惋惜，同年4月在油山写下了一首题名《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五律诗，深切悼念并赞颂他们：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贺昌烈士纪念陵园位于柳林县县城西南，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陵园有贺昌烈士纪念碑、贺昌烈士陈列馆、贺昌雕像、3个风景亭，50米花架、占地4亩的莲花湖，湖面为柳林地形图，湖的中央有莲花岛，岛内四面曲桥相通。中共、共青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胡耀邦，和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开国元帅聂荣臻为贺昌烈士纪念碑题词。陵园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重点革命纪念建筑物，吕梁地区爱国主义德育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