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1898——1941年），原名项德隆，化名江钧、江俊、张成。湖北武昌人。革命家、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历任平汉铁路（原称卢汉铁路.起始点原在卢沟桥，后延至前门西站。终点在汉口）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他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担任过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委员长，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简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等职；在1941年皖南事变即国民党军8万多人在安徽南部伏击新四军的事件中被叛徒杀害。早年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项英，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

    早年经历及追求真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项英出生在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舒安乡项家村，因祖父会种花卉、植盆景，由乡下搬到武昌城里。父亲项天卫是县政府管理钱粮簿册的职员。他出生时家境贫寒。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项英进入武昌育才小学。毕业后，入武昌私立日新预备学堂（后称日新中学）读书。

    民国2年（1913年），项英迫于生计，在武昌涵三宫的日新预备学堂读完初中，15岁便进入武昌模范大织布工厂当学徒，3年后留厂当纺织工人。他白天做工，晚上还坚持读书。工作的磨砺和社会的淬炼塑造出他求识自强的不屈性格。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后改名俄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的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即五四运动的爆发，又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

    在和1921年7月受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委派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包惠僧会面时项英说：“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其决心溢于言表，逐步树立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奋斗的信念。《劳动周刊》是中共早期主办的第 1份全国性工人报纸，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的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

    1920年，项英曾在武汉组织过纺织工人罢工。翌年12月起在武汉江岸筹建铁路工人俱乐部。

    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1922年4月，项英在包惠僧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这年初，他依照党的指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消除帮会影响，促进工人群众的团结，局面很快被打开。他和林祥谦等人迅速建立起江岸工人俱乐部。7月，项英为作为武汉地区的代表出席了党的“二大”。会后，参加了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被选为筹备会的总干事。

    同年10月，项英领导汉口扬子江机器厂罢工，并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条件。厂方对工人提出的要求拒绝采纳，还关闭了厂门，企图“厄工友于困苦之境”。项英鼓励工人们“要提起精神，努力奋斗，争回人格，宁死不屈，为扬子工人争口气，为天下工友争口气”。经过细致的组织宣传和思想工作，工友们团结一心，意志坚定，最终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项英很快成为武汉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深孚众望。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项英是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

    项英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曾任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进行了坚决斗争。

    项英与陈潭秋、林祥谦等领导了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这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是日清晨，郑州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如临大敌。上午10时，项英带领各路、站代表和各工团代表从五洲大旅馆向花地岗普乐园剧场进发，在离会场不远处，被武装军队阻拦，相持约2小时。项英和林祥谦、施洋一起率领工人代表扣群众冲破军警拦阻线，撕去门上的封条，砸开大门进入会场，在大批军警层层包围的会场中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

    此时，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丢弃“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命令军警用武力加以阻挠和破坏，并封闭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当即组织全站2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全路1200公里顿时瘫痪。这就是中共成立的当时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高举反帝反封的旗帜，为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举行的震惊世界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使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达到了顶点。2月7日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工人被杀40多人，伤200多人，被捕60多人，遭开除1000多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湖北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被捕惨遭杀害。大罢工斗争中，项英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在军阀血腥镇压罢工工人，逮捕工人领袖时，项英率领工人纠察队冲进车站，营救被捕的工人。
“二七”惨案后，项英等17名工人领袖遭到通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项英和其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一起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进行善后工作，抚恤受难工人家属，并编写了《二七工仇》，讴歌“二七”烈士的崇高革命气节，鞭笞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充分表现了项英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二七”大罢工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结合，以政治斗争保障和扩大经济斗争的成果，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充分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的彻底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1924年5月中共组织调项英到上海任沪西平民学校教师，他在沪西平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通过平民学校和工友俱乐部，项英及时把中共组织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工人群众中，工人群众很快被团结和组织起来。

    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沪西日商纱厂大罢工和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项英夜以继日的工作，与邓仲夏、李立三等人一起指挥22个纱厂近4万名工人的大罢工，直至取得胜利。从沪西纱厂大罢工到“五卅”运动，项英一直活跃于基层工人群众之中领导实际斗争。

    1926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项英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副委员长，同年9月，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前夕，他又返回武汉指导湖北的工人运动，组织成立了武汉总工会，统一了武汉工人阶级的力量。他还在武汉组织工人纠察队，任总队长，组织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作战攻克武昌城，维持社会秩序，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和反夏斗寅叛变的斗争。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办事处，项英负责指导湘、鄂、赣、皖、川五省工人运动。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项英与刘少奇、董必武、李立三、恽代英等人一起培养了一大批工运骨干，极大地促进了湖北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项英转移到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亦称秘密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会工作。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这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出席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的中共六大。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后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参加中共六大期间，得到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的单独接见。项英时年30岁。

    1929年11月，曾经是一个纺织学徒工的项英以他在工人群众中极高的威望，当选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20年后的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将项英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中央苏区的革命生涯。1930年8月，项英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同年底奉命调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瑞金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及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会合。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小布成立，项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书记周恩来时还在上海）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次月和中革军委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一起，决定建立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其职责以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之间的关系。中革军委委员还有顾作霖、任弼时、邓发、王稼祥。

    项英初到中央苏区，就碰到当时红军内部和江西地方团因抓AB团（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右派的秘密组织，仅存在4个月就被摧毁了）引发的“富田事变”的问题。然而，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却相信了敌人即国民党方面有关AB团的资料，认为AB团已混入共产党内部和红军中来，为此开展了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肃反运动。在不到40000人的红一方面军，打了AB团分子的就有4400多人，也就是说每9个红军指战员中就有一个AB团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