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派贺昌到天津主持北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两次电示中共广东省委，任命贺昌为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为便于到北方开展革命工作和适应艰苦环境的需要，3月中旬，贺昌与夫人黄慕兰忍痛将出生仅十几天的儿子贺平，托付给工人出身的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卢彪抚养，毅然离开香港。其时，顺直省委所属组织有天津市委(省委兼)、北京(平)市委、唐山市委、石家庄市委和沧州县委、保定县委、邢台县委等。

    8月上旬，贺昌又被任命为重新设立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领导管理顺直、山西、河南、山东、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等9省党的组织和工作。同月，按中共中央指令成立的北方行动委员会，也由贺昌担任书记。各级行动委员会是适应李立三为首的“左”倾中央加快各地武装暴动，以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而成立的、党团工会合一的机构。贺昌在主持顺直省委工作尤其是北方局工作期间，只想着如何尽快突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局面，创建红红火火的革命根据地，却忽略了党在这里的力量还很弱小，而军阀等反动势力相当强大。

    这期间，贺昌将山西确定为北方革命的重点。为加强山西中共组织及其对发动工农武装暴动与兵运工作的领导，他先后将中共太原临时市委，改组为中共太原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太原特委）和中共山西省委，调王青士与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刘天章分别任中共太原特委书记和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调从事兵运工作的谷雄一到太原任中共山西省军委书记。在贺昌的直接指导下，山西中共组织在驻军中发展了一大批秘密党员，扩大了中共的基层组织，为红军晋西游击队的成立和平定兵变红二十四军在山西的诞生做了必要的准备。虽然受“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兵变最终失败，但它在山西乃至北方大地揭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为中共领导武装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期间，贺昌盲目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要求所辖9省分别成立省行动委员会，全面准备武装暴动，争取胜利。各省随即组成行动委员会，制定冒险计划，举行武装起义，进攻中心城市。曾组织唐山兵变和河北完县农民武装暴动等多次武装暴动，均因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强敌进攻下失败。致使大量党组织被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党的事业蒙受了极大损失。为此，贺昌内疚不已，悔恨不已。当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他的中共中央委员之后，贺昌没有因为自己服从组织却做错了事而对党怨愤不满。相反，他认真学习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各种文件，还有相关的马列著作，深刻反省自己犯错误的过程与原因，总结教训，准备从头干起。

    此时，贺昌调地处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工作。他意此行是以戴“罪”之身，去新的岗位建新功立新业的。所以，虽然一路辛苦，却也丝毫不敢懈怠。尤其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想起此前因自己盲目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他就转辗反侧，无法人眠，巴不得立马到新天地将功补过。

    其实，贺昌这时不过是个25岁的青年。但他已有7年党龄，而且不久前还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个出生于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今为柳林县)的三晋汉子，从小受博学多才、性情耿介的父亲影响，养成了勤奋好学、刚毅敢为的脾气和“尽国民之天职，立不朽之功业”的志向。

    县委书记的楷模。1931年6月底，贺昌携夫人黄慕兰抵达中央苏区中心瑞金，9月担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这时，正是以兴国为主战场的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时候。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兴国发布了《第三期战争胜利捷报》，广大军民无不欢欣鼓舞，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贺昌也深受感染，觉得在苏区这块工农当家作主的自由民主新天地工作，可以放开手脚干了。他学习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之道，一头扎到乡村，访贫问苦，了解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群众运动、扩红支前等情况。贺昌欣喜地看到，经过毛泽东亲自发动和教育的兴国的中共党员、干部、群众有很高的阶级觉悟与革命热情，加上此前中共赣南特委兼兴国中心县委书记陈毅卓有成效的领导，全县各项工作的基础都不错，有很大成绩。与此同时，贺昌也发现，由于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兴国一度被国民党的十九路军占领，不仅被斗争分了田地的地主富农趁机反攻倒算，甚至一部分思想觉悟不高的贫苦农民也跟着起哄反水，趁火打劫。虽然这种情况早巳引起中共苏区中央局注意，采取了成立中共赣南特委，兼管兴国工作，撒消中共兴国县委的组织措施，以便对上述情况进行改造与整顿。然而，接踵而来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无情地打断了这一计划，因为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又一次占领兴国。这样，贺昌就很快理清了自己工作的目标与重点。他带领县委一班人，从调整、健全区、乡、村党组织人手，结合选举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撤换基层政权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腐化变质分子，而以经受了战争考验的优秀工农青壮年充实之。另一方面，群众性的学习、教育活动也逐次展开。一些在白军暂时占领兴国时表现动摇的人受到了重点教育，个别表现极坏的人受到了惩处。短时间内，全县中共党员、干部、群众的革命情绪进一步高涨起来，各项工作都更扎实了。

    1932年春，兴国掀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扩大红军高潮。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精心组织，党团员模范带头，很快形成人人争相报名参军的局面。2月4日，除夕的头天晚上，县苏维埃政府在兴国工农俱乐部召集城区群众大会，热烈欢送本县434名新战士光荣入伍。贺昌亲临会场，宣布开会。这时，他那一贯板着的、似乎根本不会笑的脸，也因为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激动，一下子变得舒展、灿烂了。接着，他请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讲演目前形势。共青团江西省委、省苏、省军区指挥部等机关代表也依次讲演。四名新战士的讲演，更把会场气氛提得高高的。真是人人热血沸腾，个个磨拳擦掌，决心以参加红军的实际行动，保卫胜利果实，保卫苏维埃。会上，还向新战士赠发了手巾、肥皂、牙粉等慰劳品，表演了歌舞节目，其中还不乏自编自演的兴国山歌。这个欢送会产生了很大反响。到2月底，全县又有800多名工农群众自动加入红军。

    贺昌在中共兴国县委书记任上只有半年的时间。但他半年的努力，为日后兴国成为中央苏区模范县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既是他对革命事业的一份贡献，也是他在人生路上的一大收获。贺昌在兴国的另一个收获，是结交了心仪已久的陈毅。陈毅比贺昌年长5岁，入党早一年。他也有与贺昌相似的革命经历，领导过北京的学生运动，负责过重庆的共青团工作，参加并领导过南昌起义军。他俩又都有较多的军事斗争经历，不过一个多在苏区，一个多在白区。相比之下，自然是陈毅配合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创建红军的斗争经验更为新鲜、更为宝贵。在忠于党忠于革命，不计个人得失，一心做好工作上，他俩也高度一致。有意思的是，两人又都喜爱文史，都有相当深厚的文史修养。对中国历代民族英雄、改革志土，如岳飞、文天祥、于谦、史可法、谭嗣同、孙中山等，都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所以，贺昌很尊重陈毅这位大哥，陈毅也很欣赏贺昌这位老弟。尽管当时和此后，陈毅的领导职务都比贺昌高一些，但他们的关系很好，并且相处愈久，相知益深。

    红军政工的英才。送走了一苏大后首次扩红入伍的兴国籍新战士，贺昌自己也随之再次步入军营。1932年3月，他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军政委，从此开始专职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直至牺牲。

    贺昌担任红五军政委之日，正是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失利后，按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决定组成西路军，开往赣西、湘南一带活动的时候。围绕红军是否应当攻打中心城市，是否要打土围子，扩大苏区，以及执行什么样的土地政策等问题，红三军团和红五军领导层在西征路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贺昌囿于绝对服从组织、服从中央的观念，加上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土地政策认识不深，批判了对“左”倾冒险主义有切肤之痛、发表了一些正确见解的红五军政治部主任黄克诚，说他是“左倾机会主义”。黄克诚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的会上尚且不服这顶“帽子”，这时自然还是不服。两人就争吵，部队宿营后还争吵，吵得脸红脖子粗。结果还是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黄克诚对贺昌说，要准备同他争论20年。果然，这以后两人没少争论。

    同年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贺昌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6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重建红一方面军总部，又令贺昌代理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职务；1933年1月，又兼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这期间，他亲自参与指挥了水口、乐安、宜黄、建（宁）黎（川）泰（和）、黄狮、黄坡、草台岗、南丰等战役或战斗，以及红军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当年8月下旬，红三军团宜黄大捷后撤到宁都、广昌地区休整时，撤销了红五军番号。贺昌调去中共苏区中央工作，黄克诚被派到红三师任政委，两人暂时分开，争论自然中止。同年底，贺昌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他立即从教导营要回“老对手”黄克诚，让黄克诚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两人“重新相处后，都还是老样子，谁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每天吵架，他骂我一通，我回敬他一番，无非是他批我右倾，我批他盲动主义，但彼此之间相处很融洽”。“贺昌同志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人，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

    1933年春，红三军团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沿用毛泽东确定的军事方针，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随后，红一方面军奉命开至永丰、乐安之间的大湖坪进行整编。行进途中，贺昌不幸坠马，跌断了腿，被送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的后方医院治疗。后来，他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