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中旬袁文才、王佐分别接到上级来信,要他们带部队到永新集合编队,配合五军攻打吉安。袁、王接信后,即率部于23日到达永新城。当日,把袁、王及其部队安顿在事先就布置好的地点住宿。袁文才住在东门尹家巷,王佐住在斜对角的另一栋屋内,当地叫"一家祠"。有意把袁、王部队的驻地与他们两人隔开。同时,边界各县负责人也率本县地方武装相继到了永新。

    翌日下午,边界特委在永新召开了包括袁、王的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在会上当面指出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宁冈分田,袁文才开小差逃跑,勾结茶陵挨户团罗克绍,破坏苏维埃政权等问题。袁文才据理力争,并一一作了辩驳。朱昌揩等拥护彭清泉的意见,王佐等反对,双方争论十分激烈,彼此都拿出了手枪。

    为了缓和僵局,蒙蔽袁、王,会后特委特地杀猪宰羊,大摆宴席,盛情款待袁、王及其部队。特委书记朱昌偕还假意把酒、菜端到袁文才房间,和袁文才畅谈对饮至深夜。

    当时,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直属队和三、四纵队驻扎在离永新城30公里的永新、安福、吉安交界的安福之州湖地区整训,准备攻打安福县。特委负责人朱昌偕、王怀等专程到州湖,向彭德怀反映袁、王的问题及会议上发生的情况,并要求派部队支援。甚至还说，袁、王逼特委作决议,由他们指挥改编边区武装,王佐还手提驳壳枪向特委示威。彭德怀陈述了1929年5月,王佐同五军去粤北活动期间表现很不错。朱昌揩听后,进一步说:"如果五军不立即解围,则边界党就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彭德怀没有再进一步深入调查,在朱昌偕等的一再请求下,便派党代表刘宗义、队长郭炳生率领的第四纵队随同朱昌偕到永新县城。

    红五军第四纵队拂晓前赶到永新城,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他们每人左手臂上都扎起了白带子为标记,还规定了新的口令,一为普遍,二为特别,没有白带子的部队和对不上口令的就可以开枪。

    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了袁文才的住室,袁文才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急忙伸手摸枕头下的手枪,还没来得及,就被朱昌偕用手枪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枪声,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冲出房门,带着两人趁夜色越城逃跑,欲冲过浮桥回井冈山。但浮桥已被拆掉,他们都不会泅水。前面是河水,后面有追兵,在这危急关头,他们只得把心一横,涉水过河。正月的河水,冰冷刺骨,为了逃脱险境,3个人只有涉水前进。一人中弹上了岸,王佐和另一人在水中越走越深,最后被激流冲倒,一同淹没在水中。

    袁文才、王佐参加革命有一定的时间,对党的事业作出过贡献,他们不是战死在疆场,而是牺牲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造成了湘赣边界的一场历史悲剧。错杀袁文才、王佐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及中央的巡视员推行了一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直接责任在边界特委及其一些地方党的主要负责人；当然,袁、王本身也存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之红五军在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情况下,犯了"偏听偏信"的错误。出兵错杀袁、王,也应负一定责任。

    11、井冈山沦为白区

    袁文才、王佐被杀后,袁文才旧部的连长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各带十几人几十条枪逃回山上。谢角铭率部在茅坪、桃寮、大陇一带活动；王云龙率部盘踞井冈山五大哨口之内。1930年3月初,两部联合通电,声明反共,分别被编为宁冈、遂川两县反动武装靖卫团。王云龙投入了遂川反动地方武装肖家壁的怀抱。

    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沦为白区。宁冈、遂川两县党和地方武装丢失了红军经营两年多的最后阵地。由于他们的叛变,宁冈、遂川两县的党和革命群众,特别是他们所占据的地方的党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杀害,给革命带来了损失。以后,宁冈、永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几次想打进井冈山都未能成功。直至1949年6月,解放军把红旗插上井冈山,井冈山人民才被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