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旗息鼓

　　作为“大跃进”运动的产物，新民歌的创作无疑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绝大部分新民歌只是概念化的宣传口号，其实质就是以当时所能理解的共产主义世界为理想、以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为内容，充满着浓厚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色彩，带有严重的浮夸风，与工农业生产中的浮夸风同声同气，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而且许多作品都经过了文化工作者的加工和润饰，失去了作为通俗民间作品的原味。如前面提到的那首闻名全国被誉为在中国诗史上有重大意义，将要产生重要影响的《我来了》，就是在编辑给它加上了“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之后，才成为一首完整的艺术作品的。《红旗歌谣》收录的许多民歌也都存着这个问题。

　　此外，新民歌非但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反而阻碍了新诗创作的多样化。毛泽东曾设想在民歌和古典的基础上，酝酿出一个新的东西来，这就是新民歌。但事实上，这两者的结合是不可能产生新的艺术形式的。还在“新民歌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时，著名诗人何其芳、卞之琳等就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从形式上对新民歌提出了不同看法。何其芳认为，民歌在体裁上是有限的，它仍然是旧的五七言形式，基本上是七言四句，或在这个基础上的简单叠加。在句法上采用的还是旧的文言五七言诗的句法，这样就和现代口语发生了矛盾。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民歌也许可以简单明了，但却远远不能反映日益丰富的现代生活和人们复杂深刻的感情。卞之琳认为，随着新诗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新民歌和新诗会“逐渐合流”。但民歌体与旧格律诗是有限制的，应建立新型的现代新诗格律。

　　正因为新民歌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毛泽东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认识到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创作，违反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对《红旗歌谣》也表示不满，认为水分太多，“还是旧的民歌好”。他还曾谨慎地对诗人臧克家谈起自己对新诗发展的看法：“新诗的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

　　1959年3月，也就是在“新民歌运动”开始一年之后，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新民歌运动”发表谈话，他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此时，他的案头上摆放着的依旧是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等古代诗人的集子。

　　由于毛泽东放弃了对“新民歌运动”的推动和支持，加上农业高产“卫星”的真相逐渐被披露了以及随后全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饥荒，人民群众的创作热情大打折扣，“新民歌运动”从1960年开始渐渐偃旗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