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兴衰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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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兴衰历程

2007-06-28 12:55:53

来源：《党史纵览》

作者：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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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决定3至5年内要生产50万吨钢，搜集50万首民歌，把搜集民歌和生产钢并列在一起，内蒙古自治区更要求在5年内搜集1000万首民歌；安徽省肥东县半年创作民歌51万首；安徽省巢县司集乡从“生产大跃进”以来，已创作了12万首民歌，到1958年底还要再创作60万首民歌，成了名副其实的“诗歌之乡”；曾检讨“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的河北省委，发起了群众创作1000万首民歌的运动，岂知这一指标被保定一个地区就全包了；南京市50天中产生群众创作诗歌130余万篇；河南省据96个县的统计已有创作组30751个，创作量是上千万篇，仅许昌一个专区在几个月内就创作了作品316万件；江西省涌现出群众创作组织“山歌社”5000多个；武汉钢铁公司工地的整风大字报上出现了50多万首群众诗歌。许多地区更是出现了“生产越紧张，创作越活跃”的新局面。

　　在这股大潮的影响下，各种诗歌选集纷纷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仅1958年大半年间，全国省市以上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诗集就有近800种，而县以下非正式出版的则不计其数。四川省仅141 个县市的统计，到1958年10月为止，就编印了3733种民歌小册子；内蒙古土默特旗一个合作社就出了3本诗集。大量由于纸浆未经彻底漂白而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字迹残骸的蓝灰色再生纸，都被用于印刷民歌。诗集出版量远远超出了五四运动以来几十年的总和！真可谓是“要问民歌有几何，挤倒高山填满河”。要弄清当年全国到底创作了多少首民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与此同时，众多的作家和诗人一夜之间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田间地头、车间靶场，几乎到处都在赛诗；男女老幼，干部群众，一群群都在进行文艺创作。有些地方要求从七八岁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婆都必须完成一定的指标，有的地方提出了“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和“县县要有郭沫若”的口号。山西省提出一年内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和30万个“郭兰英”；甘肃省规划半年产生500名作家，一年出现2000名作家，三年出现10000名作家；湖北省红安县则出现了1000多位民间诗人；四川省叙永县山区有一个7口之家，除了1个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和2个两三岁的小孩外，其他4人全都会写诗，1958年10月以前，一家就写诗3500多首；湖南省31岁的农民刘勇计划1958年要写1400篇作品，他每天下田的时候，口袋里装满了文学刊物和书籍，休息和睡觉的时间，就是他创作和阅读的时间；中共河南省商丘县县委宣传部在总结中说，他们那里出现了大批作家艺术家，“这些农村里的诗人、演员、艺术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有的只上过几年小学，更多的是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刚摘掉文盲的帽子”。由于广大群众创作热情高涨，全国被称为“作家”、“诗人”的人数快速增长，由1957年的不足1000人，发展到1958年的20万人。

　　当时，全国各地新民歌运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从形式上讲，有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联唱会、田头赛诗会、战擂台、诗街会、诗人之家、父子赛诗台、母女赛诗台、夫妻赛诗台等，就连人民代表开会也开成了赛诗会。因为不少代表发言时都夹带一首首民歌，有说有唱，歌声不绝。而在一些地方的墙上、门上、山岩上、树干上、电线杆上、商店柜台上、酒桶上、磨盘上，到处都是诗和画。“诗歌之乡”安徽省巢县司集乡，就创造了“迎风挂牌”、“望风采柳”的创作形式，即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做什么事情就编什么歌。正因为如此，1958年9月的全国社会主义歌唱运动现场会在此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音乐工作者和著名音乐家吕骥、贺绿汀、周巍峙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群众创作和歌唱新民歌及其他歌曲的高潮，做到“人人爱唱歌，社会主义歌曲到处传”。

　　更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出门旅行，也要加入新民歌创作大潮中去。1958年11月，上海铁路列车段的乘务员做了一个统计，从3月起到10月底，上海列车段的“旅客意见簿”上，旅客们写下的诗歌有5300多首。直到1960年，一位作家由上海乘火车到杭州还被列车员邀请参加赛诗会，该趟列车规定每个乘客下车前必须至少写出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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