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四次提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这四次提倡读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内率先察觉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所作出的努力，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的探索。
　　
　　一

　　毛泽东第一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是在“大跃进”发动半年后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上。

　　这次会议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开了九天。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初步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11月4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遇到的问题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从11月8日到10日，毛泽东亲自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这本书，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11月9日，他正式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郑重要求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目的是“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这里所谓“许多糊涂观念”，在毛泽东看来，主要是两点：一是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二是主张消灭商品和生产。针对后一点，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

　　在《关于读书的建议》的末尾，毛泽东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结合4日下午他说的“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可以体会到，毛泽东此时提倡领导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返回北京，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组织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同年11月底中央召开的另一次工作会议即武昌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12月上旬，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要求针对“急于过渡”和企图取消商品生产这两个突出问题，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普遍整顿。
　　
　　二

　　毛泽东第二次提倡读政治经济学，是在1959年6月底去庐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途中。

　　此前半年内，经过1959年2、3月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即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另一次工作会议）以及3、4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纠“左”工作进一步深入。主要是在所有制上，明确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同时承认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

　　这样，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虽然有所解决，情况有了好转，但是还有阻力。因此，通过庐山会议，总结一下经验，进一步提高和统一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的认识，是很有必要的。6月28日，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召开庐山会议的有关问题时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他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