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伟人，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他也是一名杰出的诗人，在古典诗词创作领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与弊端，致使他晚年犯了愈益严重的“左”的错误，“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语)。从毛泽东晚年所写的诗词中，也可以看到这种错误投射的一些阴影。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全国的时候，毛泽东写了《送瘟神》七律二首。这两首诗是毛泽东读了“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以后，在“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的情况下写成的。这反映了领袖和人民心息相联的可贵品质，但诗中“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句子，除了应予肯定的文学想象之外，也包含着某种忽视客观规律、夸大主观意志的因素和成分。至于“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简直就同当时流行的“脚踏地球手攀天，对着太阳点支烟”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类的豪言壮语如出一辙，只不过比较文雅和含蓄一些而已。

　　“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三年里，全国老百姓因饥饿和代食品中毒，相当普遍性患上了浮肿病，不少地方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惨剧，据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竟三、四千万之巨，真可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有着刻骨铭心的悲痛记忆。然而，面对这种极为困难、悲哀的景象，毛泽东却接二连三地吟唱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1959年6月《到韶山》）、“桃花源里可耕田”（1959年7月《登庐山》）和“红霞万朵百重衣”、“芙蓉国里尽朝晖”（1961年《答友人》等诗句，无视现实，粉饰太平，极力为“左”倾错误造成的恶劣后果辩解。这些诗句，同当时中国老百姓的悲惨处境，同发自人民肺腑的悲怆呼唤（比如，彭德怀到湖南考察时，老百姓就递交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是多么的不协调啊！真不知道毛泽东当年怎么还会有写这种诗句的怡然心情？

　　显然，晚年的毛泽东已经严重地“骄傲起来”，严重地“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了。对于党内同志的批评，他感到很逆耳，根本听不进去，只是瞥之以“冷眼”（“冷眼向洋看世界”），甚至称之为“乱云飞渡”（“乱云飞渡仍从容”）。有权威解释说，毛泽东这两句诗不是针对党内的同志，而是针对当时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这不符合事实。其一，毛泽东的这些诗句均写于庐山会议前后，写作地点也在庐山，诗句的锋芒所向主要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反党集团”；其二，对于以诗词方式批判彭德怀的真实目的，毛泽东并不隐讳。他在1959年9月1日写的一封信（此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广为流传）中明确表示，他写《到韶山》和《登庐山》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击“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为了答复“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此时的毛泽东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他把党内会议上很正常的不同意见，竟然看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还说彭德怀“大有炸毁半个庐山之势”。可以想象得出，毛泽东当时是怀着怎样的恼怒和愤慨来写这两首七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