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公开进行大论战。郭沫若为此写了一首《满江红》，其中有一句：“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烁？”意思是说，太阳溶化冰山，真金不怕烈火，时间和历史的发展将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毛泽东在和词中批评了郭沫若的这个认识。他写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认为用不着时间和历史来证明，现在就要在论战中辨明是非。毛泽东的这种态度，看来是过于着急了。当时，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观点尖锐对立，怎么可能“只争朝夕”地分出胜负呢？再则，我们党所坚持的观点，能保证百分之百是正确的吗？邓小平是中苏两党论战的当事人之一，他在1989年5月16日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时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想一想当年写“只争朝夕”诗句的毛泽东，他老人家那个时候的头脑确实有些发热了，听不得任何人的不同意见了。

　　1976年元旦，在“文化大革命”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中央党报高调发表了毛泽东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 鸟儿问答》两首词。其中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固然体现了诗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以及文学创作所允许的夸张，但从中似乎也可以感觉到诗人的惟意志论和“万物皆控于我”的意识，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再则，后一首词中所描写的“鲲鹏展翅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的艺术形象，并不像有的权威所解释的那样是什么“中国无产阶级”，而明显地是诗人自己。联想到毛泽东在《沁园春 雪》中蔑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自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皇帝情结”，他在时隔20多年之后所极力讴歌的“鲲鹏”，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感觉、自我评价。“鲲鹏”者，毛泽东也。如果说伴随着《沁园春 雪》的发表，延安唱起了《东方红》，毛泽东欣然接受了“人民大救星”的美誉；那么，伴随着《念奴娇 鸟儿问答》的写作，华夏大地上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天安门城楼成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无疑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激动若狂、山呼万岁的几十万“红卫兵”之时，他的脑海里肯定会浮现出“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的诗句及其感觉。一个人首先是自己突出自己，然后才会接受和鼓励别人对自己的崇拜。从毛泽东写于1965年的这两首词里，不难理出十年浩劫时期个人崇拜极度膨胀的由来脉络。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词高于诗。他早年写的词属于“豪放派”，气魄很大，格调很高，有的几可与苏、辛媲美。但他晚年写的诗词受其政治思想蜕化的影响，在艺术上也走了下坡路。《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有议论入诗之嫌；《七律 冬云》中的腹联“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上下句意思雷同；《七律 送瘟神》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一千河”的说法很勉强，明显地是为对而对；《念奴娇 鸟儿问答》则更有些粗制滥造了，不仅将古代寓言故事和现代政治术语搅和在一起，不文不白，不新不旧，而且将“不须放屁”的粗鲁口语入词，不伦不类，有伤大雅。政治思想的倒退导致了艺术水准的下降，这实在是毛泽东晚年诗词的悲哀。

　　伟人的社会影响有着不可阻挡的历史惯性。毛泽东逝世已经30多年了，但在当代中国现实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中，他仍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巨大存在。他的许多思想遗产，不时被人们用来作为剖析和解决现实难题的理论武器；他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和思维模式，正在牢牢地阻碍和羁绊着我们前进的脚步；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和大功大过，还笼罩在一层层浓浓的迷雾之中。面对这个客观状况，决不是人们主观性地就可以绕过去的，只能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就是说，要正视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既汲取其思想精华，又批判其精神糟粕，以争取在承继他伟大的民主理论及其实践探索的同时，逐步走出他晚年极力推行君主专制的浓重历史阴影。笔者写这篇谈论毛泽东晚年诗词的小文章，用意亦在于此。班门弄斧，破绽难免，敬祈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