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良，女，1929年出生，2017年8月12日离世。（2005年摄于陵水）

朴来顺，1915年出生，韩国庆尚南道人。1994年在保亭病故。图为朴来顺26岁在海口拍的纪念照。

王玉开（右）生于1920年，1941年嫁到临高皇桐村。2013年12月31日，她走完了坎坷的一生。

符美菊，1925年生，儋州市大成镇南迁村人。2017年3月8日去世。（2014年摄于澄迈）

黄伍仲，保亭人，黎族，1926年生。2005去世。（资料图片）

蔡爱花，汉族，1926年生，澄迈中兴镇东岭村人。2011年去世。（2005年摄于澄迈）

陈金玉，生于1925年，保亭南茂农场北懒下村人。已去世。（2005年摄于保亭）

李美金，汉族，1927年生，澄迈和岭农场茅园村人。（2014年摄于澄迈）

陈林村（左二），黎族，生于1926年，保亭加茂毛立村人。（2015年摄于万宁）

卓天妹（左），黎族，生于1926年，陵水祖关镇宿风村人。 （2005年摄于陵水）

王志凤，汉族，1928年生，澄迈山口乡美万村人。（2005年摄于澄迈）

刘文英，汉族，生于1920年，文昌市潭牛镇人。已去世。（2006年摄于琼海）

林石姑，黎族，生于1920年，陵水光坡镇港坡村人。已去世。（2005年摄于陵水）

郑金女，1926年生，黎族，陵水祖关乡弄清村人。已去世。（2005年摄于陵水）

杨亚榜，1920年生，黎族，保亭保城镇什曼村人。2006年6月去世（2005年摄于保亭）

邓玉民，苗族，1927年生，保亭响水镇什齐村人。已去世。（2005年摄于保亭）

林亚金，黎族，1924年出生于保亭南林乡什号村，已去世。（2005年摄于保亭）

符桂英，1919年3月出生，系澄迈福山镇美傲村人。已去世。（2005年摄于临高）

林爱兰，1925年出生在临高南宝镇松梅村一个中医家庭。2015年12月去世。（2005年摄于临高）

陈金美，汉族，生于1922年，临高新盈人。已去世。

蔡美娥，汉族，1927年生，琼海龙江镇红星大队红森村人。已去世。（2005年摄于琼海）

陈亚扁，黎族，1925年生，陵水祖关镇祖孝村人。2017年5月11日凌晨4时，陈亚扁因病离世。（2005年摄于陵水）

谭亚洞，黎族，生于1926年，保亭南林乡万如村人。已去世。（2005年摄于保亭）

黄一鸣采访拍摄“慰安妇”工作照

    编者按

    8月14日是第五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首部反映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生存状态的纪录电影《二十二》上映，影片用客观的镜头，将历史的碎片打捞起来，以现实的视角，单纯纪录这群幸存老人的生活状态，引发关注。在海南，同样有一位“慰安妇”幸存者的记录者，12年，他用相机记录下23位老人的生活，无声地诉说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

    8月14日，第五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海南陵水阿婆黄有良入土为安的日子。

    早晨9点，长期拍摄记录海南“慰安妇”的57岁摄影人黄一鸣捶了捶有些酸涨的腰部，又看了看手中的相机，还是决定去陵水送黄阿婆最后一程。

    12年了，尽管有许多海南“慰安妇”阿婆们陆续去世，但她们永远活在黄一鸣的镜头中。

    他把镜头对准“慰安妇”

    时间的指针倒回到12年前。2005年5月的某日午后，时任中国日报记者站站长的黄一鸣正在办公室小寐，一个念头突然在他脑海闪过：海南“慰安妇”题材可以做！可以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小专题报道。

    由于之前看过一家报纸对于“慰安妇”的报道，黄一鸣按图索骥，来到了陵水祖关镇祖孝村的黎族阿婆陈亚扁家里。

    “慰安妇”这三个字的敏感，让黄一鸣很是忐忑。第一次见面，他只是像晚辈看望长辈一样，跟陈亚扁聊聊家常，不敢也不忍提其他。

    或许是阿婆已经对外公开了“慰安妇”的身份，当黄一鸣再次造访时，陈亚扁说出了自己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往事：“说说停停，说到难过的时候就流泪。”

    耄耋之年的阿婆，泪水在布满沟壑的面庞上无声流淌，也在黄一鸣的心上流淌，而阿婆只字片言的叙述，道不完的是侵华日军在海南岛犯下的滔天罪行。

    最初，黄一鸣只是想完成一个专题，拍完照片在报纸上发表，就意味着任务完结。可是，渐渐老去的阿婆，她们不堪回首的往事，那段被日军蹂躏践踏的屈辱历史，这一切串联起来，让黄一鸣觉得，对海南岛境内惨遭侵华日军蹂躏的“慰安妇”的寻访，这才只是开了个头。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拍，就是12年。

    寻访之路超乎想象的艰难

    “大部分都是阿婆自己说，谁谁谁跟我一起被日本人抓过，现在可能在哪个地方。”黄一鸣回忆说，2005年，他在采访符桂英阿婆时候，打听和她同时被日军抓到碉堡里一个女孩，叫符玉开，几个月里被强奸被蹂躏。巧合的是，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就有一个阿婆不停在符桂英阿婆家进进出出，不时看着黄一鸣欲言又止，可是后来却什么也不肯说。“这位阿婆就是符玉开，不过我后来没等到机会去拍她，她就去世了。”

    黄一鸣告诉记者，最让阿婆们难以释怀的，就是乡邻们的闲言碎语和家人的反对，“比如我去探访时，她说要把经历告诉我，但是我到了她家以后，可能由于家人反对，临时打消了念头。”甚至有一次，黄一鸣刚刚来到一个阿婆的家里，还没开始聊天，就遭到了阿婆女儿的驱赶。

    除了“慰安妇”家人的阻力外，拍摄敏感话题素材，也受到了业界同仁的质疑。

    “拍这个能发表么？不能挣钱还倒贴，趁早拉倒吧。”同行的各种声音，反而让黄一鸣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摄影作品的价值，并不是靠金钱来衡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品的价值才会慢慢显露出来。“说不定有一天，就对‘慰安妇’阿婆打官司有用了呢，哪怕有一张有用，也值了。”

    在拍摄记录“慰安妇”幸存者的过程中，黄一鸣也有自己的顾虑，经常有“慰安妇”幸存者家人会说：你报道以后，官司没有打赢，还让老人被周围人说闲话。

    黄一鸣内心纠结过，可是最后依然坚持地走了下去。“要让年轻人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侵华日军在海南的罪行是不能被饶恕的。如果我不做，时间久了，记忆会淡化。我要通过我的努力，用各种手段把这些记录下来。”

    从2005年到2006年，一年多时间里，黄一鸣走访了陵水、保亭、琼海、澄迈、临高等十多个市县，行程约4000多公里，陆陆续续找寻和拜访了23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她们的善良和坚强

    在黄一鸣心里，第一次把“侵略”和“杀戮”这些字眼具像化，并不是因“慰安妇”而起。他的爷爷，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在他很小的时候，奶奶曾无数次提起这段往事。

    同样是受害者，这无疑拉近了黄一鸣与海南“慰安妇”的心，更坚定了他找寻“慰安妇”的想法。“她们跟我奶奶年龄差不多，有的甚至长相也很像，我把她们当自己的奶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