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电影《风云儿女》放映之时，1935年7月17日，从日本传来一个噩耗：聂耳在日本藤泽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没想到《义勇军进行曲》竟成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曲家生命中的绝响，悲痛之余，大家皆惋惜不已。不过，可以告慰英灵的是，正如当初聂耳与田汉所期望的那样，自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那天起，它便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响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鼓舞全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战斗号角！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也定期安排播放这首歌曲。不仅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随着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英勇事迹传遍了全世界。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这首歌。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了这首歌后大为感动，并在纽约的一次演唱会上唱起了这首歌，还特地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并请宋庆龄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美国还将它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一齐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预定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

　　1949年春天，“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中国共产党应邀派出由郭沫若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大会。根据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要奏唱本国国歌。中国代表团这下有些犯难了，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国歌。怎么办呢？

　　“用《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怎么样？”

　　“我看行，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不小的影响。”

　　“行是行，但里面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不太好，现在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有人提出异议。

　　“我看可以，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失却斗志。”

　　“话虽这么说，但我总觉得这句话放在新中国唱不太合适。”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一齐将目光转向了郭沫若。

　　郭沫若说：“我看把这句改为‘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怎么样？”

　　出于对郭沫若的尊敬，再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于是一致同意了郭沫若的意见。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民间“国歌”首次响起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

　　郭沫若等人回国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并引起了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的重视。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渌汀、姚锦新等4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至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国歌初选委员会”对这些应征歌曲一一研究，但都觉得没有一首适合做新中国国歌。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渌汀等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