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每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起立，庄严肃穆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会奏响。所有的中华儿女无论走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这壮怀激烈的旋律响起，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这首歌曲从创作到唱响，已经70多年了，回眸这首歌曲的兴衰历程，无不凝结着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求索……

　　灾难深重的旧中国　催生《义勇军进行曲》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一批批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剧作家田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田汉，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1916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翌年，创作了剧本《咖啡店之一夜》等。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此后，他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等校任教。

　　1929年冬，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0年初，他和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7个常务委员之一。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参与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等作品。

　　1933年底开始，新兴电影和左翼电影力量受到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左翼电影人迫切想找到一块新的电影阵地。1934年，由夏衍等5人组成的地下电影小组，策动司徒慧敏堂兄的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确立了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通”成为第一家完全由左翼电影人主持的有声电影制片公司。“电通”凭借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一炮打响。《桃李劫》是国产录音机录制的第一部全部有声片，片中的《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时成为流行歌曲。

　　《桃李劫》上映后，“电通”觉得田汉写的剧本效果很好，1934年底，约田汉再写一个剧本。田汉很快就写出电影故事的梗概，当时的名字叫《凤凰涅槃图》。

　　在构思剧中人物梁质甫在抗敌战场牺牲时，田汉悲愤交加，头脑中迸发出电影主题歌的主要内容，他撕下一张纸，写下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等歌词内容。

　　在“电通”的催促下，田汉很快将剧本故事梗概交给夏衍和“电通”老板。他们都认为可以，让田汉把梗概写成剧本。田汉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创作之中。

　　因为领导左翼戏剧运动，田汉成为国民党政府通缉的目标。1935年2月初，田汉将刚写完的电影剧本交给夏衍，并附上该剧的主题歌《万里长城》的第一段。没过多久，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等被捕入狱。据夏衍后来回忆，这个主题歌词是附在“电通”公司的一摞稿纸的最后一页，夏衍他们拿到以后，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后面的几页纸被茶水弄湿了，此后，他们再一点一点誊出来的，最后就由夏衍把整个的这个剧本的基本故事修改，电影剧本定名为《风云儿女》。主题歌起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被捕在文艺界引起极大震惊和愤慨。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极其愤怒。聂耳是天才的音乐家和革命者，1932年11月，聂耳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虽然相差14岁，却成了革命旗帜下的挚友。1933年，聂耳锋芒初露，创作了《开矿歌》、《卖报歌》等作品，令人耳目一新。1934年是他的丰收年，创作了《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新女性》、《码头工人歌》、《前进歌》等作品，引起了音乐界的关注。

　　当时，夏衍正和地下党一边组织营救田汉，一边修改剧本。激愤的聂耳去找夏衍打听消息。夏衍告诉聂耳正在“想办法”营救田汉。他还说：“田汉的剧本我正在修改，电影的主题歌也写好了。”聂耳说：“田汉的主题曲，我来谱曲！”他连说两遍。夏衍就把歌词交给了他。

　　聂耳拿着歌词回到住处，看过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爱国激情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为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他乘船去了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完成了曲谱修改定稿，然后寄回了上海。这首表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誓死捍卫祖国尊严、充满团结御敌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使文艺界受到振奋，并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歌曲最早从上海的全国救亡协会发起的“大众歌咏运动会”开始流传。这首歌词中，没有明确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者”之类的文字，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签了《淞沪停战协定》，怕引起麻烦，禁止在一切歌曲宣传作品中出现抗日的字样。这首歌虽然没有直接写打倒日本、抗战之类的字眼，但是它把中国人愤慨的心情写出来了。

　　据当时在上海的爱泼斯坦后来回忆：他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觉得有点新奇，认为除了苦力的无词号子和用假嗓子唱的古老京戏外，中国人一般不唱歌。但是他在街上听到了粗犷的、激昂的、强劲有力的中国新式歌声。他听了一次就记住了。

　　同时，《电通画报》推出了《风云儿女》特辑（第2期），全文刊出了田汉撰写的长达近两万字的《风云儿女》文学故事。特辑以通栏标题将《义勇军进行曲》刊登在封面上。

　　后来，田汉与阳翰笙经党组织营救，被保释出狱，但直到七七事变后，他才彻底恢复自由，继续在党的领导下负责艺术宣传工作。

　　随着全民抗战的兴起，国民党很多军校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云南滇军的第六十四军在台儿庄打了胜仗，就唱起“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马来西亚和印度当时游击队的广播电台也把它作为开始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提出：在联合国胜利之日大演奏中，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的代表音乐。

    新中国建立时被定为国歌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和茅盾为副组长的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参加工作的成员有郭沫若、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等10余名著名人士。

　　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5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4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8天。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这样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征稿启事发出后，在中华大地和海外华夏儿女中引起强烈反响，应征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首，歌词694件。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也赞成不修改歌词。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毛泽东和周恩来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做斗争。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毛泽东也赞同和支持歌词不改。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它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