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在如何确定会址这个问题上，曾经是有过很大争论的”，带着记者一边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费侃如一边将会址曲折的确认历程告诉了记者，“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和特殊的会议性质，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秘密举行的，党和红军领导人的行踪，不可能大事张扬。因此，建国后为寻找和认定会址，曾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

　　195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当时的中共遵义地委、行署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委会，决定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组织人员对城内可能举行遵义会议的地方展开调查。据当年参加过红军活动的一些群众回忆，认为在老城杨柳街天主堂内开会的可能性较大，于是初步确定了天主堂为遵义会议的会址，并挂起了“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与此同时，筹委会积极与中央和省有关方面联系，以求获得更加详实可靠的信息。

　　据费侃如介绍，1954年1月，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机构致函表示，从某个文件中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的一个军阀柏辉章(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的公馆内召开的。有关部门立即把公馆各部分建筑和周围环境拍成照片，绘制成地图，报送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机构进一步鉴定。同年8月，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同时，还指明天主堂曾为红军总政治部驻地。至此，遵义会议会址终于确定了下来。

　　1955年10月，会址经初步维修和筹展，开始对内部开放，供有关方面进一步审查和研究。费侃如告诉记者一个细节:1958年11月3日，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和杨尚昆同志来到遵义。一走进纪念馆大门，杨尚昆便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走进会议室后，邓小平看到室内的摆设后，回忆起当时开会的情景，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一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费侃如说:“经当事人的现场认定，更加证实了遵义会议会址的确定是准确无误的。”

　　遵义会议前后的重要会议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中旬，红军进入贵州。12月12日攻占黎平。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同志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最后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制定了红军新的行动方针，即进入川黔边展开一次大反攻，首先消灭敌人中央军主力的一部分，并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猴场会议

　　12月31日，也就是在红军总部中央机关到达瓮安猴场的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会议从12月31日的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的凌晨。

　　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制定的战略行动方针，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为红军行动的指导思想，为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争取红军处境的根本好转和取得乌江战役的胜利取得保证。猴场会议决定中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即是说红军的军事行动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批准，从而把军事指挥权从李德手中转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