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周恩来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他倡议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来工作，重新指挥红军。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拥护。

　　最后，形成遵义会议决议:(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实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从实际上纠正了王明为代表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取消了这个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博古、李德在党和红军中的绝对指挥权，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改变了共产国际制定、王明等代表贯彻的“左”倾政治路线，开始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对党中央的领导。

　　遵义会议为什么会开得那么成功?主要是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正确开展了党内斗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遵义会议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了正确贯彻。”遵义会议开了三天，这三天，后来被称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天，它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结束了长征以来“左”倾错误的阴霾，迎来了走向胜利的曙光。

　　毛主席亲笔题写 “遵义会议会址”

　　凡是到过遵义会议会址的人，大都会对会址正门上方悬挂着由毛泽东同志亲笔书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的横匾记忆深刻。“在全国众多革命历史旧址中，遵义会议会址是惟一得到毛主席亲笔题写址名殊荣的!”对此，已77岁高龄、当年参加制匾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办公室主任张由之十分骄傲。

　　张由之回忆，1964年，有关部门在检查遵义会议会址维修工程时，有人提议应请毛泽东主席为维修后的会址题字。当年11月，省博物馆的吴业均、罗会仁受命带着贵州省委办公厅的请示报告去了北京，并将报告由中央办公厅转呈了毛泽东主席。很快，毛主席在两张宣纸挥毫写下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并让工作人员转交吴、罗二人带回贵州。

　　随后，遵义会议纪念馆委派张由之在当时贵阳市惟一一家美术工艺厂选用优质木材，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精心制成了该匾，并于1964年底会址大维修结束后，悬挂在会址大门上方。张由之介绍，当时的传统工艺一般是让工人们对照着题字的模样慢慢精雕细刻，这样制作的字样多少与原字形有所出入，纪念馆采纳了贵州出版社的意见，采用当时很少用的投影技术，对毛泽东主席的题字进行投影放大，保证了匾额字样与原字形一模一样。“这在当时也应该算是技术创新吧?”张由之老人的脸上显露出一分得意的神采。

　　大匾长3．33米，宽1．39米，厚0．05米，每字0．6米见方。该匾已被辽宁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华名匾》一书收录。记者抬头看了一下大匾，黑底阴刻贴金，“遵义会议会址”六个苍劲有力、气势磅礴的金色大字，从左至右排列，一反匾额题字格局。记者正看得出神，张由之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后来我们又用同样的工艺和材料，在遵义市制作了一块一模一样的大匾，以便维护时替换。一块悬挂在会址大门上方，一块保存在仓库，但因为两块没有什么区别，我根本不知道现在悬挂的是哪一块了!而有两块大匾，却极少有外人知道。”

　　遵义会议会址是这样认定的

　　位于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是现在遵义城的标志性建筑。但是，怎样确定这座中西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