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力（1905～1976年），江西南康县（今南康市）三江乡斜角村人。7岁时随其在南康县立高等小学任校长的父亲在该校就读，他勤奋好学，聪慧出众，加之父亲教育严格，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19年小学毕业后，考取江西省立第三中学（今赣州第一中学）。中学阶段，他学习却更加刻苦，整日里多方面采觅各种知识。192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后随部分师生转入上海，在新创办的大夏大学哲学系就读。就在这段时间，他开始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著作，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由此始决心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为后来翻译《资本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27年，郭大力大学毕业。1928年开始翻译《资本论》。那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经过在大学几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自学和研究，郭大力深感要改变中国的面貌，非常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年1月，郭大力从上海来到杭州。而几个月以前，自己大学毕业后，经朋友介绍到上海的一所中学教书，可是好景不长，临到快放寒假时，莫名其妙地被解聘了。本来，大学毕业了，又值春节之际，这年该回乡去看望一下年迈的父母亲朋。可是，从上海到赣南，得绕道香港、广州，自己根本无力支付这笔路费，加上春节后的生活还无着落，因此他只得打消回乡的念头。他来到杭州，只是为了寻觅一个比较清静，便于读书，而又开支较少的环境，听说杭州大佛寺是一个好去处，就只身来到了这里。的确，正逢战乱年头，寺里香火萧条，但是寺外古树参天，曲径通幽，确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也正是这样，不少谋业无着，远离家乡，又立志刻苦攻读的穷学生都把这里当作栖身之所，郭大力此行就准备在这里仔细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计划把它译成中文。
    《资本论》这部倾注了马克思18年心血的巨著，是马克思的生活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在与贫穷、疾病、饥饿作过顽强斗争，渡过重重难关之后写成的。这部书用德文写成，1867年9月，第一卷在汉堡正式出版。但是在中国，直到20世纪初才为读者所知道。多年来，中国也曾有少数知识分子计划翻译《资本论》，但都因为这部著作篇幅宏大，内容深奥，费力费时，加上其他各种困难的限制，以致译成中文的愿望始终难于实现。郭大力知道《资本论》在中国有德文原版和日本译文，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碰到书店出售英文版的《资本论》，看后爱不释手，终于把它买了下来。他认真读了第一卷，更为它的博大精深所吸引。要把这部巨著译出并非易事，但是他深深地感到，作为正在发生深刻社会变革的中国，太需要这部解剖资本主义生产，并从历史方面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命运的经典著作了。失业的困苦，生活的艰难，更加坚定了郭大力翻译《资本论》的决心。于是，在大佛寺的青油灯下，郭大力摊开了稿纸，翻译被称作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的伟大工程就这样开始了。
    也就在这时，郭大力结识了王亚南（《资本论》和其他几部书的合作译者）。在与郭大力的交谈中，性格开朗的王亚南感到面前这位比自己小几岁的青年沉稳、朴实，而且学识广博，从他所翻译的《资本论》译稿来看，更感到此人的翻译功底很深，翻看了郭大力翻译的稿子，竟为《资本论》吸引住了。就这样，郭大力和王亚南订下了合作计划。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先从翻译古典经济学的名著着手。因为郭大力在翻译《资本论》第一卷时，看到马克思经常提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以及李嘉图，由此感到，如果不熟悉古典经济学，就难于理解和译好《资本论》。
    不久，郭大力和王亚南先后离开了大佛寺。为了温饱，郭大力又回到上海，经同学介绍，在大夏中学讲授伦理学。王亚南则在友人资助下，东渡日本。就这样，他们为完成共同的计划，分头做着翻译的必要准备。
    在随后的几年中，郭大力一直在大夏中学任教，业余时间则潜心研读和翻译。几位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著作他都读过了，并且用中文把译了出来。1931年4月，郭大力和王亚南第一次合作翻译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发行了。此书在上海与读者一见面，便引起轰动，因为据原作者，该书“全英国不会有25个人能看懂”，但这样的名著竟被两位名不见经传的译者翻译成了中文。接着，他们合译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又相继问世。此30多年前，严复曾经译过这部名著，如今经郭大力和王亚南重译，不少学者教授看后都觉得重译本非常认真细致，不失为优秀的译作。尽管当时生活清苦，工作条件也差，但郭大力全然不顾。他甘愿寂寞，整天坐在书桌前阅读写作，随后他又独自翻译出版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耶方斯的《经济学原理》，伊利的《经济学大纲》，洛贝尔图的《生产过剩与恐慌》，等等。这期间，又与王亚南合作译出了《欧洲经济史》，还与李石岑合译了《朗格唯物论史》。短短的几年，郭大力译出了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著作，总计达几百万字，这些翻译加深了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解，也为日后的翻译积累了经验。从1934年起，郭大力又与王亚南商议，开始继续进行中断了的《资本论》翻译工作。而原在杭州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译稿早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本侵华的炮火之中，现在只有从头开始。当时，郭大力已婚后生下两个孩子、家庭开支又日渐增多的情况下，不得不常常靠“爬格子”以取得稿酬来维持家庭生活，使得翻译《资本论》的工作只能时译时停，三年下来只译出几十万字。
    就在这时，由艾思奇、黄洛峰、郑易里等人负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有感于《资本论》中文本第一卷出版后几年未见第二卷和第三卷问世，并觉得已出的第一卷译文比较难读，决定出版新的中译文。1937年初，艾思奇在物色译者时，听人介绍了郭大力的情况，即与郑易里登门拜访。郭大力得知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出版《资本论》中译三卷本，不禁喜形于色。这几年，他已碰过几次钉子，有的出版社耽心出版进步书刊会遭到查封，有的出版社则耽心学术著作太深奥无读者问津，都不愿意出版，而现在出版社找上门来，真是求之不得呀！当出版社提出签订出版合同时，郭大力当即欣然同意，除了接受出版社主动提出的每月给40元生活费外，郭大力再没有提出其它条件。就这样，郭大力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地加快了翻译工作。王亚南也暂时放下手头的著述，一道投入到了《资本论》的翻译之中。
    正当翻译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日本侵略军于这年8月13日侵入上海。郭大力住的闸北区，日本侵略军飞机整天在上空盘旋，不停地狂轰滥炸，许多街道成了废墟。战乱扰得人们惊恐不安，纷纷四处躲藏。为了避免损失，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把出版社的人带到了汉口。艾思奇则辗转去了延安，只剩下郑易里留守上海。郭大力把已译好的《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了郑易里，也偕夫人携儿带女回赣南老家了。
    回家几日，稍事休息，郭大力就在所住的厢房里摆开纸墨，继续翻译《资本论》的第二、三卷。远离集市，这里安静倒是安静，但生活工作的其他条件确是太差了。黄土垒成墙的土屋，虽说冬季还能抵御风霜，但夏天却不好过，窗子太小，又闷又热，光线昏暗，且又没有电灯，蚊虫特别多，这些对于土生土长的郭大力倒算不了什么，最大的困难是离开上海时太匆忙了，没有多带几部字典，而在这穷乡僻壤却根本找不到这类“宝贝”。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郭大力每天从早到晚几乎不停地看书，不停地译稿，每天要译上万字，间隔几天就把译好的稿子用航空稿纸誉清，用挂号信邮寄上海。王亚南在重庆，也把译好的稿子寄往上海。《资本论》第二卷的全部和第三卷的大部份译稿，就是在这种动荡的社会完成的。
    1938年4月，郭大力在家乡收到电报，要他赶快到上海去。原来，读书生活出版社留守在上海的郑易里陆续收到郭大力和王亚南译的《资本论》大部分译稿后，即与在重庆的经理黄洛峰商议，决定利用上海租界的暂时平静这一有利时机，抓紧出版《资本论》。为了预防不测，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一气出齐，于是，只好请郭大力到上海共同安排印校事宜。收到电报后，郭大力一家又喜又忧。对郭大力来说，眼看多年的宏愿将要实现，特别是在战乱中还能看到自己多年的心血将要变为成果，那自然是值得庆幸的大事。但是对于父亲和妻子来说，却又忧大于喜。因为从赣南到上海，交通本来就十分不便，时值战乱，谁能保证此行平安无事呢？极力阻止郭大力上路，但是，郭大力苦口婆心，说服了妻子和父亲，踏上了去上海的旅程。
    绕道广州、香港，郭大力经过一路艰辛，终于来到日本军侵占的上海。其时出版社处在秘密状态，条件很差，仅有两间房子。为了工作方便，郭大力住进了郑易里为他安排的出版社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摆着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既做卧室又兼作工作室。稍事安顿，郭大力顾不得旅途的劳累，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的任务真是太繁重了，必须一面赶译第三卷未译完的那些章节；一面又要校订全书的译文；一面还要审校排印出来的清样，连书的封面装帧也要他自己设计，事无巨细，都得亲自动手。经过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努力。在出版社人员，特别是郑易里夫妇的密切合作下，经过4个多月的奋战，《资本论》一至三卷中文译本，于1938年8～9月在上海出版了，这部表现人类智慧的巨著终于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书一印出，郭大力就从上海踏上了返回家乡的旅途。
    郭大力告别郑易里，这次仍取道香港经广州回家。心想，这次总算了却了一件心事，回去后可以安心受聘到设在赣州城的省立赣县中学去当英语教员了。
    谁知，当郭大力快到家门口的大庾岭时，却遭绑架。他想，自己一介书生，着装虽然貌似商人，但除了随身替换的衣物和几本书外，别无值钱的东西，没有钱他们能把自己怎么样呢？土匪们把郭大力和其他旅客带到深山中的一栋房子里，——进行讯问“审查”，把他们认为没有“油水”可榨的人先行放走，最后只留下几个他们认为是有钱的人，郭大力就是其中之一。又一次问话开始了，郭大力看到问话人笨拙地拿笔的样子，干脆让他问，自己把回答的内容写到纸上。郭大力告诉他自己原来在上海读书，现在在做编辑，因为日本人占领上海，失业了，自己才不得不回家，没有钱。可是那些人不信，硬要他出2000元赎金才把他放了。这时郭大力再也忍不住了，他一反平日沉稳的性格，激动地说：“钱算得了什么？日本人来了，大家一样要完的。我这回去上海，在船上见黄浦江两岸，吴淞口上下，没有一所完整的房屋。从租界看华界，只是一片瓦砾。有几十万流离失所的难民。……我从韶关来，亲眼见敌机残暴的恶行。我觉得死是无所谓的，但要死我要上前线去和日本人拼杀而死，不应该死在你们手里。而你们，年轻力壮，又有武器，委实不应该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那伙人看到郭大力义正辞严，无所畏惧，只好知趣地停止了讯问和威逼。自从讯问以后，那伙人中的一个头目因考虑到需要一个读书人做文书工作，竟想让郭大力留在他们的队伍里，郭大力反复向他们说明自己不便留下的原因，但愿意帮他们抄写几天再回去。那伙人此时正想改变一下形象，就要郭大力帮他们起草一份不为匪，不侵犯民众，自此改编为“抗日自卫团”的文告。郭大力苦口婆心向他们宣传民族大义，他们又看到郭大力的的确确不是有钱的生意人，就释放了郭大力。
    1938年9月，郭大力应江西省立赣县中学校长周蔚生之聘，到设在赣州城的该校高中部做了英语教师。对于郭大力来说，做一个英语教师自然是轻车熟路。但他仍一丝不苟地备课，不厌其烦地讲解，认真细致地批改作业。他平易近人，学生们都喜欢和他接近。一些人得知他是翻译行家，又久居大都市上海，所以课余饭后也喜欢到他那在校门口的小房子里聊天，每每这时，郭大力总是不厌其烦，把知识、真理、文化的种子播进学生的心田，激起他们对智慧和真理追求的热情。
    繁忙的教学之余，郭大力又开始了做另一项工作，即翻译《（资本论）通信集》，这些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资本论》的25封通信和3篇论文的原文，本来附在德文本《资本论》各卷的后面，当时因怕耽误《资本论》中文本的出版时间，没有与《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同时译出出版。所以，郭大力每天夜里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又赶译了这些通信和论文，寄交给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郭大力是一个具有严谨治学精神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当《资本论》全译本和《（资本论）通信集》出版后，他并未就此结束这项工作。1939年，郭大力又开始了对《资本论》译文的校订。这一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空袭，赣县中学不得不迁移到离赣州城区40公里的山区王母渡，郭大力也和妻子余信芬一同迁往。就是在这种极不安定的生活环境中，郭大力不顾奔波和劳累，将已出版的《资本论》又对照原文逐句进行校订。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把三卷译文从头到尾全部校订了一遍，并把校订结果编制成一个包括近1700处更正的详细勘误表，于1940年5月寄给了读书出版社。当时出版社考虑不能马上重版三大卷的《资本论》，为了方便读者，便将这个勘误表与彭迪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补遗》编在一起，以《（资本论）补遗勘误》的书名印出。
    完成了《资本论》全书的校订后，1940年春，郭大力又按计划着手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这部作为《资本论》的历史部分，马克思是当作《资本论》的第四卷来写的。因此，郭大力认为，只有把《剩余价值学说史》也全部译成中文，才算把《资本论》完整地译介给了中国人民。
   郭大力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和翻译《资本论》一样，经历了不平常的过程。当郭大力开始翻译的时候，还在江西省立赣县中学临时校址王母渡山区。1940年秋季，郭大力应广东文理学院院长林砺儒之聘，到该院讲授经济学。广东文理学院其时驻地为广东连县东坡，地处山区，交通不便，非常闭塞，生活条件也很差，郭大力没有考虑这些，只希望找到一个更能发挥自己作用的职位。一边任教，一边在课余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但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上学期尚未结束，郭大力就被迫辞职，从连县又回到老家定居。从此，他回绝了一切聘请，在家乡一心从事译作。乡间的生活是贫困的，没有职业，没有固定收入，一家4口的生活就靠有限的稿费和他夫人在离家不远的赣州乡村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所得来维持。为了节省开支，夫妻俩自己种了一些蔬菜，经常到菜园除草施肥浇水。见此情景，有人曾揶揄郭大力说，人家读书当官光宗耀祖，可是你却在这里挑粪桶。郭大力听后只好付之一笑，因为他不便把自己从事的工作详细地告诉别人。时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看重郭大力的学问才华，曾多次派人请他做经济顾问，并亲自到家探访。郭大力婉言谢绝。埋头苦干到1943年11月，终于将100多万字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全部译出初稿。在以后的几年中，郭大力不断地为译稿加工润色。1945年春，日本军侵占了赣南。日本军侵略军烧杀掠夺，郭大力带领家小随村民们东躲西藏，但每次外出，他从不带坛坛罐罐，只带一个沉甸甸的纸包——《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译稿。后来，他怕带在身边反而容易丢失，便把它埋在菜园里。经过精心保护，总算使译稿免遭劫难，最后在1948年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