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各地工会组织慰劳红军和工人师的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永丰县工会女工部募集捐款买猪肉200余斤，动员女工农妇每人做一双套鞋、一双草鞋，慰劳红军工人师。在工人师集中时，领导附近妇女打扫好房子给工人师新战士住，组织妇女宣传队进行慰问演出。福建省邮务工人也募集大洋180多元，购买了五六担药品，还募集104把雨伞、80个口杯、80顶军帽、110双草鞋、4打洋毛巾，慰劳工人师。6月23日，工人师从瑞金开到汀州，沿途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欢送。到汀州后，当地理发工人自动替战士们理发，女工们热情帮战士们洗衣服，各机关积极准备上演文明戏表示欢迎。

    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5次常会作出决议，规定以每年的“八一”——南昌暴动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并于当年“八一”举行授旗授奖庆典。从此，“八一”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节。

    到7月下旬，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完成了一个工人师的组建任务，并报经中革军委批准建制，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工人师）。

    8月1日，第一个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在瑞金南郊竹马岗隆重举行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主持筹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成立大会，作为对这一光荣节日的战斗庆祝。中共中央对工人师非常重视，同时将其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留在瑞金担任中央机关的保卫任务。中央警卫师在组建阶段叫做工人师。顾名思义，其兵源来自苏区工人群众。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参谋长叶剑英等领导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府及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少共中央等群团组织的代表，以及瑞金等地的代表，同12800多名工人师全体指战员一起，见证了这一庄严而热烈的历史瞬间。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代表在会上宣读了给中央警卫师（红军工人师）的祝词。祝词写道：“全总执行局热烈庆祝中央警卫师（红军工人师）的成立，这是1933年“八一”给红军纪念日的赠品。工人师的每个战士从今天起将要执行工农红军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伟大任务。”

    祝词要求红军工人师的每个战士，在执行革命任务中自觉锻炼自己，使红军工人师成为红军中最坚强的铁的部队。拥护铁的军事纪律，学习军事技术。不怕牺牲，不怕艰苦，英勇作战，造成百战百胜的铁的红军工人师。

    祝词表示：全总执行局以及一切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将与红军工人师指战员经常的亲密的发生联系，和他们一起争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祝词结束时高呼：“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红军工人师万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朱德在简短的讲话后，亲自为工人师授旗，并宣布梁广（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部长）任该师政委，李松任师长。工人师担负保卫赤色首都的任务，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下辖3个正规团、1个补充团。

    工人师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在会上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工人师）成立宣言》，庄严宣告：“我们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于今年的‘八一’反帝国战争斗争日、南昌暴动和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在赤色首都——瑞金正式宣布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工人师）的成立了。”

    “我们工人师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在全总执行局的号召和领导之下，自愿来当红军的我们，坚定的在中国共产党与全总执行局领导之下，完全接受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并绝对服从其命令与指挥。”

    宣言明确表示，工人师全体指战员都能了解自己是工农劳苦群众革命的武装力量，是苏维埃的军事柱石。他们已下定“坚牢的决心”，从今天起以无产阶级坚决性顽强性和自己的热血头颅，同全国红军兄弟们一致的为工农阶级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群众的彻底解放与利益，去同帝国主义国民党进行决死的残酷的战争，彻底推翻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创造苏维埃的新中国。

    8月1日出版的第98期《红色中华》报，分别在第1、2版刊登了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祝词和工人师全体指战员的宣言。该报还在第1版发表了罢名文章：《欢迎新战士与继续扩大红军的战斗任务》。文章称：今年的“八一”，我们完成了两件光荣的礼物——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在第2版继续刊发了报道各地创造工人师动态的消息。

    成立大会结束后，工人师全体指战员即在瑞金接受军训，并担负中央机关的警卫任务。

    11月中旬，工人师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初步成形，干部也配备完整，中革军委为加强前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力量，将工人师抽出一个团编为中央警卫团保卫瑞金，将其余的工人武装派往苏区西线，由西方军总指挥陈毅指挥参战。

    中央警卫师于11月17日到达博生县（今宁都县），经过两天休整，19日随陈毅开往永丰、吉水县之间的黄沙溪，投入反“围剿”战争。

    12月1日，工人师在永丰乌江南岸的黄沙溪与国民党军对峙，掩护西方军指挥的独立二、三团往国民党军后方游击。12月上旬末，独立二、三团游击到国民党军后方的新淦县七琴圩，袭击国民党军江西保安第二师，击毙国民党军团副邓曾甲，俘虏国民党军师长李向荣。七琴之役的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军，迅速将北线的第八十一、八十九两师调往永丰，配合国民党军九十三师的进攻。12月下旬，工人师引诱国民党军南下，在永丰丁毛山配合红一军团伏击，取得了丁毛山大捷。

    1934年2月18日，中革军委指示将西线的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授番号为红军第二十三师。由中革军委直辖。红二十三师先后划归红九军团、红三军团指挥。师长彭雄、继任孙超群，政委李干辉，政治部主任谢远崧、继任周桓。下辖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团共3个团，全师共5500余人，枪1656支。据1934年4月4日陈毅给朱德、周恩来去电报告“二十三师人员武器统计”称：“二十三（师）人数3300名，战斗员2055名，步枪1656支，其子弹63914发，减员1161名，内逃亡53名。”从这份报告中看，工人师除经过整训和留下1个团在瑞金外，上前线时人数约5000人，枪支较少，有3/5的干部战士没有配枪。但工人师在前线却是作为一支主力部队独当一面使用。

    1934年2月以后，国民党军加强了对中央苏区西线的进攻力量，派遣薛岳率领第六路军第五十九、九十、九十九3个师加入西线作战，加上原来西线的3个师，西线国民党军兵力达到6个师。

    3月25日，工人师在独立团的配合下，设伏乐安大湖坪的闻华山，计划歼灭南进的国民党军一个团。战斗打响后，由于国民党军增援太快，未能将国民党军全歼，但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使之缩进堡垒，不敢进攻。

    4月下旬，国民党军薛岳指挥其九十九师、九十师、五十九师攻击龙岗。4月30日，工人师与独立二、三团与国民党军在龙岗圩内激战一天，击伤国民党军九十九师副师长，击毙国民党军另团长以下四五百名，将国民党军驱逐出龙岗。当晚，为保存力量，中革军委命令放弃龙岗，工人师撤往南龙。5月12日，国民党军九十九师企图在龙岗继续南下，遭到工人师在龙王阁的伏击，退回龙岗。5月中旬，国民党军五十三师企图从新安夺取富田。陈毅用独立团在富田筑堡守卫，把主力工人师埋伏在新安至富田之间。5月24日，国民党军五十三师推进途中，意外地遭到工人师乘胜追击，打到新安附近，缴获甚多，富田之战后，工人师撤到东固休整。1934年6月，薛岳纵队从龙岗往南进攻，中革军委以工人师和独立团诱敌，急调红军一、三军团主力设伏，计划歼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师。6月8日早晨，国民党军九十二师向独立二团坚守的永丰县银龙下火烧山进攻，独立二团按计划撤出阵地。上午11时左右，红三军团包抄了国民党军退路，发动反攻，由于主力发现红军反攻，仓皇撤退，只歼国民党军一个团，俘虏国民党军400多人。银龙下战役后，红军一、三军团转移，工人师和独立二、三团继续阻击薛岳纵队的进攻。

    1934年9月初，国民党军六纵队加紧了对防守在兴国中州、雄岗一带阵地的工人师的进攻，9月11日，国民党军在2架飞机、1个山炮营的掩护下，以九十师主攻，九十二师掩护，直扑中州。工人师阻击约2个小时后，撤往龙岗高地。这时，在崇贤圩刚成立不久赶来参战的红军第二十一师抵达，从雄岗山下包抄过去，工人师趁机反攻，杀回中州，将立足未稳的国民党军赶出中州。这一仗歼国民党军数百名，缴获步枪40多支，子弹数千发。中州战役后，工人师和二十一师一起在雄岗并肩防守。9月19日，国民党军九十三师五五五团，向雄岗工人师阵地进攻，工人师组织反攻，歼国民党军数百名，击毙国民党军上尉连长1名，中尉连副2名。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二十三师参加了广昌、上固等地的防御战，表现出勇敢善战、不怕牺牲的战斗风貌，受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赞扬和慰问。

    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中革军委于1934年9月21日下达命令，成立红八军团，下辖二十一师、二十三师。刘少奇受派为驻军团中央代表。长征初期，红八军团协同红三军团为右翼，掩护军委纵队前进。冲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红八军团奉命改为左翼，跟随红一军团前进。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指战员同阻拦红军渡江的国民党军展开血战，予国民党军以很大创伤，自身也受到严重损失，以至仅剩1000余人渡过湘江。同年12月18日，根据黎平会议精神，中革军委决定撤消红八军团建制和番号，余部编入红五军团。至此，诞生于第一个人民军队建军节的红军工人师，走完了它那短暂却光辉不朽的历程。

    4、参加政权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诞生这天起，赣南工人阶级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在政权建设中担负起领导重任。

    为迎接“二苏大”的召开，中央苏区在1933年9～10月间，自下而上开展了选举运动。这次选举，赣南80%的工会会员履行了自己的政治权利；选出来的苏维埃代表，工人成份占35%以上。兴国县905名代表中，工人占42%。赣南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都实行了工农代表大会制度，工人代表起主导作用，代表名额按工人及其家属13名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推选出来。各级苏维埃政府还设有工农检查委员会，监督政府和企业遵守法令。从1932年开始，赣南各级工会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工人骨干，担任党、政、军各级部门的领导工作。兴国县店员工人出身的邓振询，被选拔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团成员、临时中央政府劳动人民委员（相当部长）。赣县工人王贤选、朱地元在“二苏大”都被选为执行委员。

    赣南苏区多数工人在革命前是“睁眼瞎”。为了适应建设红色政权的需要，积极学文化、学技术、提高文化素质和领导水平。1932年底，兴国县就有15740人摘掉文盲帽子。

    1933年6月至1934年6月，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再三强调应“组织与发挥所有农村工人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查田运动的先锋”。赣南农业工人在工会领导下，纠正了查田运动中“左”的偏差，使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胜利县【注：宁都县一部分区乡】的查田运动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纠正了查田运动1300多户错划的地主、富农，纠正的错划户有些属于工人。瑞金、兴国、于都等10县，有17230名农业工人参与贫农团一起投入运动，挖出了隐藏漏网的地主、富农，被查出了一批私藏的枪支弹药。于都县就查出反水即叛变国民党的富农17家，长枪7支，子弹101发。会昌县洛口区查出步枪44支，手枪2支，子弹数百发。通过查田，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5、发展苏区经济

    国民党政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为此，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工会动员工人投入到经济建设上来，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赣南苏区工人在各级党、政、工会领导下，参加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军需工业建设，在山区创办32座以军需工业为主体的国营厂矿企业，生产了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和民用生活物资。比如中央兵工厂400多名职工，在两年左右时间修理步枪4万多支、机枪2000多挺、迫机炮100多门、制造子弹40多万发、手雷6万多个、地雷5000多个，中华钨矿公司所属矿场工人生产钨砂4000多吨，价值436万余元，是苏区的主要经济来源。

    1933年8月，全总根据两次经济建设大会的精神，号召苏区工人大办各种类形的合作社搞活苏区经济。赣南各级工会动员工人组织起来，自筹资金，发展生产。兴国办起合作社133个，4个月生产食盐3000多斤。于都县各级工会动员手工业工人因地制宜成立了刨烟、铁器、煤炭、硝盐、石灰、农具等合作社100多个，社员达1000余员，石灰和硝盐产量大幅度增长，解决了当地人民生活的困难。瑞金县在1933年8月至9月间，参加消费合作社的社员增加5000多个，股金增加5500余元。赣南农村以农业工人为核心的犁牛合作社星罗棋布。

    中央苏区先后3次发行公债，总额是480万元。赣南工人在“一切为了革命战争”、“加快苏区经济建设”的口号鼓舞下，省吃俭用，争购公债，又主动退回公债票给国家。1932年底，寻乌、石城等15个苏区县的工人，购买两期革命战争公债488420元，占15个县完成总额的40%。盘古山工人购买公债12万元，占15个县工人购买公债金额的1/4。1933年3月，全总号召“献还政府公债券”，赣南工人又将公债奉献政府，不要政府付本利。

    中央苏区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反经济封锁斗争，千方百计粉碎国民党政府对苏区经济实行封锁。赣南工人勇敢地承担了这艰巨的历史重任。1932年春至1933年初，赣南各级工会动员工人协助党政部门，建立了5条从瑞金通向白区的秘密交通运输线，勾通苏区同外地的物资贸易，从白区换回根据地急需的用品。赣县木船工会在江口设立了办事处（1933年9月，江口办事处属中国苦力运输工人工会直接领导），配合江口外贸分局开展对外物资贸易，许多船工在运输线上遭到国民党杀害，献出了生命。赣州是中央苏区开展反经济封锁斗争中最重要的贸易点，从1932～1934年的3年间，这里的工人、店员及城市居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支援苏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做出了贡献。临时中央政府贸易部长钱之光在1933年有个统计：中央苏区10多万红军，几百万人民群众的盐、布、西药物资，有70%是赣州人民支援的。

    6、协助红军进行战略转移

    中央苏区左倾冒险主义者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彻底失败。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及中央领导机关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前，赣南工人在各级工会动员下，开展了“一双草鞋、一斤菜干献红军”的活动。船筏工人、码头工人夜以继日为前线抢运粮食，在10天时间将7万担谷子运到前线指定地点。工人带头借粮支援红军、广昌、兴国、赣县一次就借谷8万多担，15个县的农业工人3次共借出稻谷37万担。

    1934年10月中旬，主力红军撤离赣南苏区。为掩护红军转移，于都、会昌、赣县等地的工人配合赣南水上船工，在赣南省职工联合会直接领导下，奋战三昼夜，协助主力红军在会昌、于都河面上搭起8座浮桥，保证了红军安全顺利的转移。毛泽东称赞“工会的同志很负责任，工作很认真。”赣南的工会干部在工会指挥下，以最快的速度突击分散苏区遗留物资，不给国民党留下一粒钨砂、一粒粮食、一颗螺丝。中华钨矿公司留下的500吨钨砂，中央印刷厂的印刷设备，中央服装厂的300多架缝纫机，有的埋藏在山谷河底，有的分散在农民家里，有的彻底销毁。

    国民党军侵占赣南苏区后，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杀害了80多万工农群众。面对国民党的血腥统治，赣南工人坚持斗争，组织游击队掩护留守红军在仁凤山突围，积极参加粤赣边、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四、抗日救亡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国家面临存亡危机。全国各界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日高潮。同年8月15日，在赣南坚持斗争的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联合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号召赣南人民团结起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1939年3月，南昌沦陷后，赣南成了抗日前线的后方。因此，地方党组织加强了抗日救亡的领导，在工人中动员了巨大的力量投入抗日救亡斗争。

    1、木船工人救国会

    赣江自南而北，贯穿整个江西。沿江两岸船工和船民，尤其是赣江源头的赣州船排工人，经过大革命的考验，又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大有贡献，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因此，党的组织决定充分利用水上有利条件，开展赣江流域的抗日活动。1938年5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赣江河流总支委员会，李昭贤、王贤选（又名王中仁）先后任总支书记。在党总支领导下，1938年7月成立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宗旨是“团结赣江木船工人，改善工人生活，参加抗战动员工作，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奋斗到底。”9月1日，救国会印发了《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简章》，《简章》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共赴国难，抗日救国”的口号，船工船民奔走相告，踊跃参加救国会，入会者有1000多人。赣州、会昌、于都先后成立了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分会。

    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一是负责交通联络，掩护党的领导机关。救国会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要求，赶造两艘木船，均为夹层结构，大的放置电台和文件，小的接送过往革命者和传送文件、信函。1938年，中共的省委主要领导和电台在船上隐蔽，每天黄昏船只靠在荒无人迹的河边，接发电讯，收听广播。1939年，中共赣西南特委的一些会议和短训班在大船上举办，船工把船撑到河心以保安全。二是宣传抗日，支援前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前方抗战的胜利消息，船工船民走到哪里就传播到哪里，增强广大民众抗日救亡必胜的信念。1939年，赣州“工合”为新四军赶制一批军棉衣、草鞋、雨具等军用品，船工们巧妙及时的运到指定地点。

     1941年7月，中共赣江河流总支及所属支部被国民党军警破坏，赣江河流木船工人救国会同时被取缔，船工中的共产党员被拘捕。

    2、东南工合

    “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它是由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路易·艾黎和我国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陈翰生、沙千里等人发起组织的，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支持与鼓励，博古也曾协助艾黎研究制订政策。它是抗日民族一战线的产物，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是一支以手工业工人为主体支援抗战的独特经济力量。它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国共合作抗日，发展战时经济、支持长期抗战。因此，“工合”组织遍及全国。

    1938年9月，路易·艾黎来到赣州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业区南区办事处”（简称“东南工合”），共产党员孟受曾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来赣州协助路易·艾黎工作。1939年初，“东南工合”在赣州西津路中华圣公会正式成立，后迁至赣州水东沿坳上，艾黎兼主任，后由王毓麟、陈志昆继任。“东南工合”管辖5省28个县的事务所（或指导站），建立了7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拥有8000多名社员。“东南工合”成立后，通过考察，了解到赣南资源丰富，失业工人很多、日用工业品奇缺的特点，从支援前方军需和后方民用的实际需要出发，在赣县、于都、兴国、瑞金、宁都、会昌、南康、上犹、大余、龙南等10个县设立了“工合”事务所，因地制宜建立了2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把近3000名失业手工业工人和难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为抗日战争献力。

    赣南“工合”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生产了大批前方急需的军用品和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日，活跃了城乡市场。赣南最大的城市赣州，当时是抗日前线的后方重镇，南昌沦陷后大批失业工人流落到这里，“东南工合”便办起了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生产合作社43个，安置了900多名失业工人和难民就业，生产出了服装、鞋帽、酒精、药棉、纱布、纸张、木帆船、五金机械等30多种产品。其中，赣州市水东机器生产合作社工人生产的汽车木炭引擎、印刷机、碾米机、宽幅织布机、成套制革机、织袜机等，为赣南手工业生产提供了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是赣南历史上机器制造业的开端。赣州生产的药棉、纱布、棉衣、雨具源源不断运往抗日前线。兴国“工合”事务所兴办8种类型的合作社49个，入社工人822名，1939年上半年为当地提供了39万余元的商品，工人工资每人每月所得可维持一家三口。它们生产的文化用纸，远销桂林，适应了当时印刷抗日宣传刊物的需要。社员中联咏这样一首歌词：救国在工业，合作功自成；矿冶供武器，食品助人生；军民皆有益，到处受欢迎。

    “工合”既是人民群众团体，又是赣南共产党组织的工作据点，掩护了共产党领导机构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初，“东南工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同年6月，“工合”支部隶属中共赣州市委领导。1939年至1940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和中共赣州市委机关，都曾设在“东南工合”。党的组织创办《工合战士》在赣南各地发行。1940年夏，又成立了中共“东南工合”工委。中共赣州市委曾组织赣县抗敌后援会宣慰工作团、赣县妇女指导处等群众团体，运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还发动有共产党组织的单位，建立工人俱乐部，开办夜校和读书会，教唱抗日歌曲，举行时事座谈，发动工厂企业中的青年工人组织合唱团歌咏团，如“工合”合唱团经常举行歌咏会宣传抗日。“工合”工人还成立了业余剧团，编排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节目，在城乡演出。

    “东南工合”通过举办各种训练班，为东南各省发展工业生产，组织工人生产自救，造就了一大批技术人才散布各地，为发展“工合”事业献力。从1939年6月至1940年4月，“东南工合”在瑞金历任村办了三期“工合”讲习班，培训120名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合”骨干。同时，在赣州办了机械训练班，培养了一批赣南最早的机械工人。在南雄办了两期“工合”干部的培黎技术训练班，为大力创办各类生产合作社提供了领导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