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2日，新华社一条短短的简讯，引得无数人感慨万千：“教育部原学生管理司顾问李力群同志，于2020年4月6日21时37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李力群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4月6日就逝世的一位百岁老人，直到四个多月后才由新华社发布消息，个中原因不言而明，万千感慨也自有道理。因为，在“李力群”这个名字背后，有另一个更为敏感的名字——“高岗”。围绕这个名字，曾经演绎出多少波澜壮阔的奋斗，又有过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在此，给大家介绍另一位与高岗有着密切关系、充满传奇色彩的陕北早期党员——中共第一个军队特别支部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和上海临时中央局交通，八路军南京、武汉、重庆、西安办事处副官、科长、副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总务处副处长，西北局行政处处长，西北贸易公司、农民银行监委兼政治处主任，边区工商厅第一副厅长，甘肃行署工商处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高岗的入党介绍人——史唯然。

    清涧起义中的军委委员

    史唯然，1902年8月31日生于陕西省安定县城（今子长市安定镇）。1921年春考入榆林中学，与曹力如同班同桌，低谢子长一班，高刘志丹一班。1925年春毕业后，史唯然投笔从戎，进入井岳秀部石谦团李象九连。4月，经谢子长、李象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史唯然入党后，受中共绥德（四师）支部领导，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瓦窑堡军队特别支部，史唯然任书记，李象九为宣传委员，王有才为组织委员。这个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旧军队中成立的第一个支部。1925年9月30日，共青团绥德特别支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望瑶堡的同志，组织是李象九，书记是史唯然（榆中毕业），宣传是王有才。那处完全在军界，所以进行一切，比较颇难。惟将来在彼处能去一指导者，那就很不错。”①由此可见，早在陕北建党之初，李子洲、谢子长、李象九、史唯然等已经对军事斗争有了正确认识，并付诸行动。放眼全国全党，这种思想认识与实际行动，也是很先进的，并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这也是陕北后来成为全国仅存的一块根据地的原因之一。因此，史唯然堪称西北党内专职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第一人，是真正的首创者和开拓者。

    1927年3月，史唯然以李象九连大排长（一排长，有代行连长之权）身份，与谢子长连大排长贾信之一起，被党组织送往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上学。中山军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为培训革命干部和军事骨干，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而兴办的。1927年3月9日至30日，《陕西国民日报》每天都刊登的《中山军事学校招生广告》称：学校“以政治军事教育练成革命军人干部人才为宗旨”，校址在西安城内北院，报名时间为3月18日至4月18日，考试日期原定为第一期4月2日，第二期4月19日。②这个《招生广告》，厘清了长期困扰党史学界的高岗入党的准确时间，是在大革命后期的1927年春夏之交，最早4月初，最晚7月中。中山军校学习时间原计划6个月，实际只学了3个多月，最早的学员3月下旬入校，7月中旬离校。5月12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中山军校的主要干部，如校长史可轩、副校长李林、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总队长许权中等，都是共产党员。全校共接收学员700多人，编为一个总队，辖3个大队，每大队辖3个中队。每大队设一党支部，受校总支领导。史唯然在党内任一大队党支部书记，行政上任一大队六分队分队长。高岗当时叫高崇德，是一大队学员，经史唯然和党员胡立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月，冯玉祥逐渐与蒋介石合流，也背叛了革命。7月14日，冯玉祥命令史可轩带领中山军校和政治保卫部离开西安，开赴洛阳一带整训，企图消灭这支革命武装。军校党组织决定表面上接受调令，先离开西安，但不出潼关。中共陕西省委也有指示，不出关受冯节制，北上独立发展。部队派陕北籍学员先行回陕北侦察情况，准备把部队带到陕北去创建革命根据地。史唯然奉党组织指示，回到清涧原部队。

    1927年10月12日，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领导的清涧起义爆发，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起义部队从清涧南下，经延川、延长向宜川挺进，于16日下午到达宜川城外，与城内起义部队配合，占领了宜川城。之后，起义部队领导人之间在部队整编、行动方针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唐澍提出要公开打出红旗，清理内部，各级军事指挥员由党团员担任；李象九认为大敌当前，不应大量撤换干部。由于分歧严重，难以统一，唐澍即去西安向省委汇报，部队派史唯然随行，并给省委送去一驮银元，约1500余元的一笔巨款。③起义部队改编为一个旅，下辖三个营，李象九任旅长，谢子长任一营营长，史唯然任一营营副。全旅近千人，1000多支枪， 200多驮辎重，是一支相当可观的武力。起义部队由于行动方向不明，坐守孤城，被动挨打。敌人很快占领了城外制高点，部队不得不仓促突围，除谢子长营和部分人员冲出包围圈外，其余多被冲散。突围出来的部队向南退到韩城西庄时，只剩二三百人，暂归杨虎城部王保民旅节制。突围时，一些重要文件驮在马背上。一出城门，枪声大作，战马受惊跑散，文件与辎重全部失散。为此，史唯然后来被省委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对于这个处分，史唯然内心觉得处理太重，难以接受。他曾和省委领导人李子洲当面讨论过，但在实际行动中，他还是表现出了高度的党性原则，接受了这个处分。④

    部队驻西庄时，唐澍、史唯然和省委派来的阎揆要等一起回到部队，带来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的消息。按照省委指示，唐澍、谢子长、白明善等研究，决定二次起义，甩开李象九，由唐澍、谢子长、白明善、阎揆要、史唯然组成新的军委，公开打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的红旗，唐澍为总指挥，谢子长为副总指挥，阎揆要为参谋长，史唯然为第二大队长。1928年1月，起义军准备到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部队经一夜急行军到达宜川城下，分两路发起攻击，其中一路突破城防。高度近视的史唯然在攀登城墙时失足摔下，受伤被俘，后经李象九保释出狱。部队北上转战到陕甘边界时，终告失败。

    史唯然出狱后，和李象九去晋南活动了一个时期。1929年，史唯然到北京找到北方局，得到指示，要他和李象九、阎揆要等去黄龙山做土匪工作。他们由北京返陕，在黄龙山收了两千多土匪，移驻韩城，声势颇壮。此时，陕西将领正酝酿赶走冯玉祥，各种势力联系密切。蒋介石也多方搜罗反冯力量，委任李象九为“讨逆军第二路司令”。到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李象九的这支队伍颇受各方关注。建国豫军樊钟秀被阎、冯任命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后不久，在许昌郊外被蒋军飞机炸死，遗职由邓宝珊接任。邓宝珊请共产党员葛霁云任秘书长、杨晓初任军需处长。葛、杨派人联系李象九，要他率部来许昌。6月，李象九率阎揆要、任启民两个团，从韩城乘船顺黄河下行，到陕州后改乘火车，到京汉铁路许昌北和尚桥车站驻防。⑤冯玉祥任命李象九为暂编第三旅旅长，阎揆要任参谋主任，任启民任副官主任，王超北任军需主任，史唯然任士官教导队幼年兵队队长。10月底，暂三旅被蒋系夏斗寅师所包围，激战一天一夜后缴械。史唯然和王超北逃出包围圈，跑到郑州，恰遇打回陕西的杨虎城部队，即随杨部回到西安。

    周恩来保释出狱的中央交通

    史唯然到西安后，很快与中共陕西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不久，他通过王超北进入共产党员张汉民任营长的省政府卫士营，担任军械官，党内则被省委任命为卫士营与省委之间的交通。1931年6月，卫士营扩编警卫团时，张汉民任用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军宫，其中主要有阎揆要、王超北、史唯然等。此时，汪锋担任陕西省委军委工作，通过史唯然与张汉民、阎揆要联系，直接领导警卫团的党组织。

    1931年底，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后，谢子长派阎红彦、高岗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并交了一批党费。阎红彦同张汉民、阎揆要、史唯然取得了联系。张汉民将一部分枪支弹药和药品，两次派史唯然护送，乘汽车经铜川进入北山，送到旬邑的谢子长队伍中。

    1933年2月3日，刘瑞龙随中央交通崔逢运取道西安，去川陕根据地。2月7日，他们到达西安，来到陕西省委秘密联络点，由省委交通史唯然把刘瑞龙领到省委机关，与省委领导人贾拓夫和汪锋等接上了关系。

    1933年7月，袁岳栋、杜衡被捕叛变，陕西省委遭到空前破坏，中断了同党中央的联系。9月，从外地回到西安的孙作宾、崔廷儒、史唯然、陈子敬等，与前省委发行部长余海丰取得联系，经过讨论筹备，于10月初重建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面对严峻的形势，史唯然的革命意志未减分毫，他和孙作宾互相发誓说：“我们如果被捕，决不投降，决不叛党。打死一个敌人够本，打死两个敌人还有赚头。我们不能坐等，要用实际行动和中央联系。”⑥临时省委正在开展工作之际又遭破坏，史唯然也被通缉，被迫来到汉中，化名张岗，到驻防勉县武侯祠的警卫团中任军械官，党内则任中共陕南特委委员、军委委员。

    1933年12月，上海中央局派刘顺元以特派员身份到陕西工作，因省委已被破坏，遂和交通陈子敬一起到汉中，在警卫团团部找到史唯然，与陕南特委书记汪锋取得了联系。确认刘顺元身份后，党组织决定，陕南特委直属上海中央局领导，刘顺元接任书记，特委委员增至6人，即刘顺元、汪锋、张德生、王克明、史唯然、吴鸿宾。特委下有组织部、宣传部和军委，汪锋任军委书记，军委委员有史唯然、吴鸿宾、张明远、傅剑寒。1934年7月10日，中共陕南特委在给中央的《汉南工作报告提纲》中写到：“调换及加派干部，杰夫、老梁、鸿宾、靖波、志刚、君治等的调动及处分。”这6名干部分别为李杰夫、梁布留、吴鸿宾、陈子敬、史唯然、汪锋。⑦8月9日，张德生在向中央作书面汇报时，逐一汇报了特委主要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就有史唯然：“史唯然同志，前任特军委工作，是一军事人才，对党异常忠实，经济观念以及生活方面都很好，缺点是脑筋似乎稍呆板一些，作工作虽能很认真，但不会把握着问题的中心，而且也没有多作过群众工作。”⑧

    1934年秋，史唯然的身份又暴露了，被迫离开汉中，返回西安后仍无法立足，被中央调到上海作交通工作。此时，上海的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史唯然在险恶的环境中，将生死置之度外，默默为党工作。1935年7月下旬，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坏，被破坏的地方约三十处，被捕男女同志四十人，其中有临时中央局秘书长浦化人、宣传部代部长董维健、白区组织联络委员会负责人王子清等。包括史唯然在内的白区交通也全部被捕。

    史唯然被捕后，被引渡到南京，先后关押在南京秘密机关和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他视死如归，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敌人用各种残酷刑法拷打，甚至几次拉出去假枪毙，陪死人，都没能让他屈服，没有泄露党的一点秘密，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品格。1936年9月，史唯然被转押到新落成的南京首都反省院。敌人威胁说：只有悔过认罪合格，才能从反省院“毕业”。否则不能自由，反省不好送回监狱再加刑，刑满后仍要到反省院反省。史唯然知道自己永远毕业不了，抱定了把牢底坐穿的决心。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8月9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商谈国共合作具体事项。周恩来此行还负有一项重大使命，即要把关押在南京、上海监狱中的政治犯解救出来。8 月 18 日，周恩来、叶剑英来到首都反省院，给全体同志作政治形势报告。当周恩来、叶剑英出现在礼堂时，史唯然和同志们欣喜若狂，一边鼓掌，一边高呼乌啦！同志们大都坐了三四年牢，受尽了折磨，但最痛苦的是和党失去了联系。今天终于见到了党中央领导人，怎能不欢呼！周恩来、叶剑英微笑着一再招手，等掌声渐渐静下来后，周恩来开始讲话，浑厚的声音传遍礼堂的每个角落。史唯然和同志们屏声静气地听着，生怕漏掉一句。周恩来说：“我们是从十年来断头流血锻炼出来的！我们有最艰苦的战斗的历史，我们有最英勇的牺牲精神！……我们是最有骨气的革命战士！”他的讲话，不时被史唯然和同志们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周恩来最后说：“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急的时期，我们这十年来锻炼出来的战士们，应当站到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把我们的血一齐流到前线上去，把我们的鲜血洒遍民族革命的战场！战友们！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中华民族！”

    周恩来是在敌人监狱里作报告，分寸掌握得很好，既不能让国民党官员挑出错来，又不能泄露党的机密，还要让全体难友都能听明白。他善于言辞，讲话博大精深，十分得体，反省院当局不得不表示钦佩。史唯然更是被周副主席的丰采所倾倒，深深地折服了。

    周恩来讲完后，叶剑英首先庄严地向同志们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开始讲话。叶剑英讲话时，周恩来走下台来，在每排凳子上坐一坐，敏锐的目光向左右两边打量着，细细端详着每个同志。他是在抓紧时间调查，看哪些同志落入敌人的魔掌，以便向国民党交涉释放。

    周恩来、叶剑英走后，国民政府迫于压力，开始分期分批释放政治犯。8月27 日起，首都反省院开始释放反省人员。史唯然是由王超北接出反省院的。王超北当时是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总务科科长，他知道史唯然关押在反省院，但在院方提供的名册上却找不到“史唯然”三个字，一时莫名其妙。他极力思考，想起史唯然曾用过“王子中”的化名。再查看名册，果然看到了“王子中”，这才把他接了出来。⑨史唯然顺利通过了党组织的严格审查，经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和钱之光批准，立即恢复了党籍，并留在办事处工作，任副官。

    八路军办事处系统的重要干部

    南京办事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力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党报。9月下旬，经长期交涉，终于得到国民党中宣部同意，开始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办事处派王超北到上海买了约八百多令白报纸，又租了一处房子作营业部，还通过地下党关系租到一个印刷厂。筹备工作大体就绪后，因战局逆转，要等撤退到武汉后再筹备出版。办事处决定，把白报纸和其他物资火车运往西安，再设法转运延安。11月19日，就在办事处撤离南京那天一大早，钱之光领着史唯然赶到下关火车站交涉车皮。此时，下关码头已极为拥挤，货物堆积如山，还随时有日机空袭。钱之光和史唯然找到站长，请他设法协助。站长看到是八路军，很快调拨了车皮，并叫工人装车。搬运工人们听说是八路军的物资，不辞辛苦，不吃午饭，不怕空袭，把白报纸抢运上车，而且只收一半费用。工人们讲：“拥护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站长说：“这批纸张今晚就过江。如路上顺利，约有三四天就可运到西安了。”钱之光安排史唯然与赖祖烈为押车副官，把物资送到西安。从浦口到西安，整整走了7天7夜，一路上充满了艰险。到河南兰封时，遇上日机轰炸，所幸炸弹失灵，没有爆炸，才幸免于难。到了西安，把货物交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这批白报纸后来运进了延安，对创办《解放日报》发挥了重大作用。

    12月初，史唯然圆满完成任务后，从西安来到武汉，被任命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招待所主任，还兼任过副官长。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前夕，办事处大部分人员转移到了长沙。11月12日，又从长沙向衡阳转移。出发前，长期从事军事工作的史唯然受组织指派，和另一名同志各带10 余名经过长征考验的老红军，每人配带20响快慢机手枪，先行出发打前站，准备万一情况紧急时，就地打游击。史唯然带领战士们一路辗转到达衡阳，找到房子住下。随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达衡阳，建立了衡阳办事处。办事处还在衡阳西郊廖家湾设立了招待所，史唯然继续担任主任。

    1939年1月，史唯然随武汉办事处大部分同志，辗转来到重庆，继续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任总务科第一任科长。

    史唯然在各办事处工作期间，频繁往来于南京、武汉、重庆、宝鸡、西安之间。1940年5月20日下午，史唯然率重庆办事处一批同志，在空袭警报中来到西安办事处，迎接周副主席去重庆。21日下午，周副主席一行乘快车去宝鸡，准备改乘汽车赴渝。22日，他们从宝鸡准备出发时，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无理刁难，车子被阻。随行的史唯然前去交涉，结识了西安第十战区办公厅第四处一位冯科长。交谈期间，冯提出要订一份《解放日报》。史唯然说，不用订了，赠你一份，还可把从创刊号至今的报纸都赠送一份。回来后，史唯然给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写信，汇报了相关情况。⑩5月31日，周副主席才回到重庆，史唯然则一路随行。

    1940年夏，史唯然被调回陕西，负责重庆办事处宝鸡转运站的工作。1941年4月初，又从宝鸡调回西安办事处，先任三科（会计科）科长，后任总务科科长、办事处副主任。4月22日，中央书记处致电伍云甫：“史唯然在宝鸡工作时，即为国特注意，现如有被捕危险，则应送回延安。”⑪党中央的关心，让史唯然深受感动，继续坚持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长期的地下工作，锻炼出史唯然过人的才干、能力与坚定的革命意志，成为党内情报系统一名重要干部。情报部门始终把他当作一个重要备份，一有适当机会，就要派到重要岗位上。1941年7月7日，中央交通处驻港办事处处长刘少文，从香港给重庆的周副主席致万万火急电，并报延安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交通委员会主任任弼时和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吴德，对各地的社会关系及工作布置提出意见，建议在敌后各地建立情报站，其中华北地区中心情报站拟设在天津，建议派史唯然和时任重庆《新华日报》秘书室主任的张国泰前去主持，管理平汉、平绥两线的据点。⑫后因各种原因，史唯然未能赴任，但足可见他在情报系统中的影响。

    1942 年 8 月，陕北发生水灾，边区各级政府积极设法救灾，办理赈济。消息传到重庆，国民党希望借此修复皖南事变以来两党间的冰冷关系，行政院特令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专员梁建华、干事张良丞等携赈灾款法币30万元，赴延放赈。11 月 7 日，郑延卓等自重庆飞西安，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商洽相关事宜。周子健处长与史唯然、经理科科长喻杰一起接待了客人。当天，周子健将郑延卓要赴延放赈一事电告延安。11 日，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复电周子健转郑延卓，欢迎郑一行来延。同时，党组织还决定，调史唯然、喻杰等回延安。接电后，办事处立即做出安排，决定由史唯然负责陪同客人，并带办事处一批同志回延安。11月14日，由史唯然带队，一行24人踏上返回延安的行程，17 日下午抵达延安，郑延卓等人下榻于边府交际处。当晚，叶剑英、林伯渠、李鼎铭等即前来看望。20 日晚，延安举行欢迎晚会。21 日上午，郑延卓等与延安市长李景林等在交际处开会，讨论了赈济的具体办法，共发给延安市赈款法币 11 万元。之后，又给延安县发放赈款7万元。给绥德的赈款则由正在延安开会的绥德专署专员曹力如、绥德县长霍祝三等带回。这次水灾波及边区十余个县市，郑延卓携来的30 万元法币赈灾款，只发给灾情较重的延安市、延安县和绥德三地，其余地方则由边区政府设法赈济。12 月 1 日，延安各界举行晚会，欢送郑延卓等。⑬郑延卓在延安视察水灾，发放赈款，活动了半个月，并两次与毛泽东谈话。完成公务后，于12 月 2 日离延回渝。郑延卓赴延，是抗战期间国共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毛泽东几次将此事与林彪去重庆相提并论，并和周恩来谈过此事的意义。史唯然则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度参与者与见证人 。

    此时的史唯然，病情已严重到无法坚持工作，很快被安排去休养，住进八路军总政治部招待所。1943年7月16日，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史唯然知道后，给他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休养的情况。8月24日，周副主席亲笔回信，对他慰勉有加：

    唯然同志：
    你信已到。你在休养中，便应好好休养，养好身体再做事，这就是遵守党纪的要求。
    周恩来⑭

    经过一年的精心休养，史唯然的身体大为好转，基本上可以工作了。1943年12月23日，他被任命为边区政府总务处副处长。1944年10月8日，调任西北局行政处处长，一直到1947年11月。

    西北解放战场后勤系统的主要领导人

    1947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决定重行组织后方办事处，任命马锡五、史唯然、习仲棋、高登榜四同志为委员，以马锡五为主任。“今后凡迁移至后方的党政军各机关，统一由该办事处领导管理。”按照中央部署，党中央、毛主席向延安东北方向撤退，林伯渠等率后方机关和家属向西北方向撤退，掩护中央机关转移。3月13日，史唯然随后方机关撤出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8月1日，贺龙、张宗逊致电晋绥李井泉、甘泗淇、陈漫远，传达了党中央小河会议做出的决定：“与战争无直接关系之后方决定渡过河东，并决定以史唯然同志为处长，张成功、万品山为副处长，统一领导河东边区后方机关。”⑮8月11日，西北局发出了《关于整顿后方的决定》，决定后方各机关、部队迅即开展精简工作，后方医院、工厂、学校等及家属暂时转移到黄河以东。到河东的边区机关统一由史唯然领导。

    史唯然接受组织后方机关东渡黄河的任务后，立即行动。8月13日下午，他从绥德辛店小崖嘴村驻地出发，带领两位同志，冒着倾盆大雨，连夜去佳县螅镇和吴堡川口两个渡口，指挥渡河行动。14日下午到达螅镇后，立即找到区委书记和区长，了解驻在附近各机关单位的情况，商定晚间开会，布置渡河事宜。当晚，边区被服局、贸易公司、高等法院、税务总局、边区银行等单位领导都来参加会议。会上，首先由史唯然向大家交代了任务：奉贺、习命令，15、16两日内，驻川口及螅镇所有后方机关人员、物资、牲口等立即渡往河东。之后，会上确定了三件事：首先，统计了人数、物资重量、牲口数目。需渡河的共10个单位，1244人，32万余斤物资，211头牲口，需用船77趟。其次，掌握了渡河工具和运输能力的情况。螅镇渡口现有8条船，分为渡船和长船两种，渡船载重6000斤，长船载重1万斤。每条船一天只能摆渡4次，8条船两天能渡64趟，尚有13船无法渡过。经讨论，决定先渡人和物资，最后渡牲口。再次，对船只进行了分配。将渡河单位分成两组，一组为被服局、贸易公司和银行3家，人虽少但物资多，共计29万余斤；一组为保安处、保卫团等7家，物资3万余斤。会上还规定了上船次序，要求各单位在两岸都要安排人员，以便行动。

    15日一早，史唯然把螅镇工作安排就绪后，沿黄河西岸下行，去川口布置渡河。那里有西北党校、和平医院等9个单位565人、3万余斤物资和38头牲口。史唯然组织各单位召开会议，布置工作，下午即开始渡河，16日晚全部渡完。当天深夜，他又接到贺、习的两份补充命令，又确定了许多需渡河的人员、物资，还要帮助渡过一大批群众及公粮。8月17日，共有西北局、联司、边府等17家单位的700余人、200余头牲口、4000余斤物资渡了河，晚上还夜渡一次。史唯然在河边守了一夜，直到18日晨所有人员渡河后，他才最后过河。18、19两日，仍有后续人员陆续渡河，史唯然始终坚守在渡口指挥。

    后方机关渡河之际，正是沙家店战役紧张进行之时。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全歼敌整编36师6000余人，取得了保卫延安的决定性胜利，开始了西北战场的大反攻。8月24日，渡河任务圆满完成，形势彻底好转后，史唯然向西北局上报了《渡河工作的简单报告》，全面总结了渡河工作。⑯

    1947年11月27日，西北局常委办公厅发出通知：“根据西北局兴县会议决定，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统称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贸易公司与晋绥贸易公司合并，统称西北贸易公司，而西北农民银行与西北贸易公司在组织上亦合而为一，以利工作之推行。并决定喻杰为西北贸易公司经理兼西北农民银行行长，刘卓甫为副经理兼副行长。史唯然为监委兼政治处主任。”⑰

    西北局决定把银行划归贸易公司领导，有着深刻的原因。抗战胜利以来，边区银行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打击法币和白洋的斗争中过于保守，没有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方针，丢掉了边币市场。尤为严重的是，1947年8月18日，绥德分行在佳县木头峪渡黄河时，远远看见山头上出现了几名穿敌军服装的人员（后来知道是我军侦察员化装的），以为形势已到了不可收拾地步，负责人惊慌失措，竟下令将290两零3钱4分3黄金，1.56亿元券币，359万余元西农钞，800元冀南钞，47元白洋，230余万元法币，以及一些布匹和公私印鉴，全部抛入黄河，造成了价值券币5亿元以上的重大损失。⑱9月2日，陕甘宁、晋绥两边区在山西兴县开会，检讨银行工作，商讨统一两个边区财经工作的具体实施。西北局决定彻底改变体制，将边区银行划归贸易公司，加强党的领导，专设监委一职，配备党性坚强、能力出众的领导人，行使党委书记和政委的职责，全面负责党的工作和人事工作。史唯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委以重任，肩负重托，到贸易公司、农民银行来工作的。这既体现了党对他政治上的信任，也是对他的人品能力的肯定。史唯然很快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49年2月，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合并，统一于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共设8厅1处1行及4个委员会，新成立农业厅、工商厅等5个厅。2月21日，边区政府发布通令，任命喻杰为工商厅厅长，史唯然、刘卓甫分别为第一、第二副厅长。7月5日，西北局调配接收新区的干部，史唯然任甘肃财经第七大队第一中队负责人，全面负责甘肃新区财经系统的接收工作。7月28日，边区政府宣布成立甘肃行署，史唯然任工商处处长。8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成立，张德生任省委书记，孙作宾任副书记，史唯然任省委委员。8 月26日兰州解放，市军管会由张宗逊、王世泰、张德生、孙作宾、史唯然等16人组成，张宗逊任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史唯然、黎化南为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史唯然随省委和行署机关进驻兰州，开展工作。10月初，甘肃省财经委员会成立，由7人组成，王世泰为主任，史唯然为副主任。1950年4月1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毛泽东主席签发了任命史唯然为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的任命状。⑲

    长期的艰苦生活，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史唯然的身体，特别是南京两年多的监狱生活，更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45年4月20日，他到边区医院检查身体，确诊两种病最为严重：一为胃溃疡，二为右心尖瓣闭塞不全。鉴于他的身体状况，组织上一直照顾有加。总务处工作时，按规定每天供应他半磅牛奶。1944年8月21日，史唯然给秘书处长王恩惠写了一张便条，说自己身体好多了，不用再吃牛奶了，从今天起，把每天的半磅牛奶转送给别的同志。调到西北局后，保健委员会按规定每天给他供应半磅牛奶。1945年8月30日，西北局办公厅决定调整他到小灶吃饭，秘书长杨清给他写了一张便条，通知了这个决定。史唯然十分感动，但他一贯严格要求自己，绝不搞特殊化。9月1日，他恳切地给杨秘书长回信说：“我感激组织对我的关心，决定叫我在小灶伙食吃饭。本应执行决定，惟因我的病并不怎样严重，中灶饭亦并不是不适合于治病的，所以我仍旧在中灶吃。特请组织考虑并允所请为祷。”⑳

    史唯然回到延安后，一直在总务、后勤、财经系统工作，担任了多个重要领导职务，并经历了保卫延安的严酷战争环境。后勤财经工作责任重大，事务琐细，劳心耗神，使他本就伤损过元气的身体更是难以承受。1952年，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彻底休养。1953年转到北京继续休养治疗，但始终没有完全恢复。高岗问题爆发后，作为高岗的入党介绍人，史唯然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这对他已经衰弱不堪的身体，自然会造成新的伤害。但他从来没有失去和病魔斗争的信心。1955年8月23日，史唯然在北京病逝，享年5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