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雪枫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38 年 7月间在扶沟县政府。那时，魏凤楼任县长，他是中共特别党员。党派李钧、王少庸、王清锋和我组成的党的工作组领导扶沟县的全部工作。扶沟县政府当时是我党继西华县政府之后，在豫东建立的第二个合法政权。我们在扶沟，并没有长期打算，目的是以此为跳板东越黄泛区到豫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我们办了 400 多人的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雪枫同志是和黄林、刘吉庭等同志一起来的。名义上是以八路军参谋处长的身份拜会县长魏凤楼。在党内，则代表河南省委视察工作，听取了李钧和魏凤楼等同志的汇报。魏以训练班主任的名义，请雪枫给全体学员做了抗战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雪枫宣讲了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强调敌后平原地区也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实际上，这是对我东跨越黄泛区进行思想政治动员。经过这次接触。雪枫同志他那分析论证问题的洞察力和逻辑性，对抗战前途的乐观和必胜信心，他那犀利的言词和飒爽英姿，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加上同志们对他出身经历和在红军长征途中战绩的传说，对他更为倾心和尊敬。1939年1月，我辞去西华县委宣传部长的职务而要求调到条件艰苦的豫东敌后参加新四军游击支队，向往雪枫同志的领导是一个重原因。

    我是同陈其五、康英夫妇，钟福云、黄桂香夫妇等同志由西华同路东行的。到永城县的书案店，找到了部队。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同志找我谈话时，我原想能到连工作，接受锻炼，可肖望东同志非让我去找雪枫同志。1939年1月，彭雪枫亲自和我谈话时说，听说你办过报纸，又干过宣传部长，会写文章，到《拂晓报》去当记者吧！那里正缺人手，更缺像你这样会写文章的行家里手。

    到拂晓报社报到后，我的新闻记者生活开始了。当时，报社做实际工作的，只有庄方同志、陈阵同志、单斐同志、姜心启同志和刘秉衡同志，加上我才六个人。庄、陈、单、姜各搞一版，刘搞油印。真是分工负责，各自独当一面。报纸刚出到十一期(在白马驿出的)，正在组织第十二期的稿子。时值春节，大家正和刘秉衡研究如何“套红”。庄方约我写一篇，我写了一篇政论性小品，登在这版中心，题目“迎春”，以不怕艰苦困难，转战敌后，最终必将胜利革命乐观主义，歌颂了我们的抗日健儿和共产党人。文中用了"我们共产党人”这个词，雪枫同志看了说:“呵!我们共产党人！对了。就是要大讲革命的乐观主义。长我们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当前这点困难算什么，长征到了陕北，生活条件也不比这里好多少。”接着说:要组织社论委员会。有同志说，那要请司令员当主任。雪枫同志说:“义不容辞”。后来，雪枫要我做专职战地记者，我成了拂晓报社活动范围最广、行动最机动的人了。经常下连队采访战士生活，随部队出发写战地新闻。有的时候，还要奉命以新闻记者身份拜访开明士绅，请他们发表支持抗战的主张。还有一个任务，是给报社买油墨、蜡纸和新闻纸。为此经常远距出发，从涡阳、蒙城到怀远县的河溜、龙亢等大集镇，到路东以后，岔河、蒋坝也去过，更远的是到淮南根据地黄花塘和半塔镇。编辑们和油印专家都喜欢“警钟”牌蜡纸。说这种蜡纸韧性大，拉力强，好刻钢板，印的份数多，“警钟”蜡纸便成了我采购的重点，为了购物资，就结交商人士绅，也结交国民党暂留在敌后的人员。这方面工作有成绩，解决了不少困难，配合了供给部门的工作。采访到处跑，内勤“抄新闻”。“抄新闻”，是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时间是每晚十二点至凌晨一点，凌晨三点至五点重播一次，重播时也往往有两条新消息。当时，党中央没有新闻广播，国民党中央广播成了人们了解国际局势和抗日战局的重要渠道。能够收听广播的工具是一部干电池收音机。雪枫非常重视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广播每天必听。这部现在看来极为落后的收音机，当时被雪枫当作心肝宝贝，一般专由一个运输员挑着，警卫员守护着，随同行动。每到宿营，秘书、警卫员、运输员马上忙起来，架天线，找个桌子安置好。到了广播时间，雪枫总是准时聚精会神的听。只要没有紧急情况，总是听完新闻再行动。在豫皖苏边，后来机关组建了，部队扩大了，雪枫再也不是独自享受这个新闻来源了。他开始一边听、一边抄。后来是黄林同志抄，第二天他看过了，送给吴芝圃、肖望东、张震等同志传看，最后交给报社。雪枫风趣地对我说:这个任务，本来是黄林同志的，有时我也抄，从今天起，就交给你，我们交班。最好两次都听，第一次记不全，第二次重播校正，重播时往往还有新到消息呢!晚上辛苦一点，白天睡觉。这可是件大事，不要瞧不起。没有它，报纸就出不来，全军会变成半聋半瞎!雪枫立即找师党委秘书长岳夏同志来教给我使用机器的方法。顷刻间，我又成了拂晓报社的夜间工作者了，敬业更精心，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晚都去雪枫同志办公室收抄新闻，自己没有表，由刘吉庭同志按时叫。不论冬夏，风雨无阻。有时部队转移，雪枫就留一个班守候，等我抄完，再收摊子追部队。每天抄完整理一下留下雪枫先看。然后回来睡觉。由于天线受干扰和播、收电力弱往往听不清、记不全，二次重播有时也校补不完全。有时疏忽把人名、地名记错了，雪枫可真够认真，遇到这种情况总是一一改正过来，连标点符号都重新点过，他说，人名、地名、部队番号都是关系战争局势的大事，一定不能错，标点符号也要准确，否则，作了错误的判断，是要误大事的。雪枫是以军事家指挥员的战略眼光评价事务、指导工作的。

    不久，雪枫同志说：你可以不可以把新闻刻印出来?现在部队扩大了，干部多了，都需要及时知道国内外大事。拂晓报最快三天出一期，你这新闻消息天天有，也出个刊物，叫《拂晓每日电讯》。能把新闻刻印出来，天天发给各部队领导同志看，那该多好呀!我说，没有刻过钢板，字体也不好看。他说，慢慢改进精益求精么。电讯不比报纸，它是新闻稿性质的，只要求快，要求准确，字体不要求那么考究，能看清楚就行了。又说，你先一个人干，有适当的同志再增调，就这样《拂晓每日电讯》就此诞生了。从此，我夜间收抄，上午睡觉下午刻印。每期十六开两面，最多印过三百六七十份。哪一天创刊的，记不起了。但我那几经浩劫残缺不全的日记本上，还有一个线索。1940年9月20那天记道:“电讯已出版三百二十二期。”推算起来 1939年8月29日创刊是没有疑问的。有的同志在有关文章中说是到淮北路东才出的，那只能是指铅印的拂晓电讯油印拂晓每日电讯，我记得一共出版了八百多期。皖南事变前我调出过一段时间。电讯由陈阵同志主持。1941年3月我又回拂晓报社，电讯工作仍由我主持。

    雪枫对于电讯，像对一张正规报纸那样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他规定，印出来的第一张先给他看过才发行。据陈金瑞同志回忆有一次电讯上出现了“豫皖苏边区”的说法，雪枫说，我们没有建立边区政府，还没有行政区的建制，所以不能称“边区”，只能称“豫院苏边”。一字之差，性质不同。结果把“区”字涂掉才发行。又一次，我病了，蜡板没有校对，电讯出现了错别字。雪枫立即写了一个条子:此期电讯，错字、别字、漏字何其多也?希望今后细心点耐心点，认真点，仔细点，严格点，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这个批评，大大地激励了我们。从此，《拂晓每日电讯》建立了严格的校对制度，以确保不出差错。在雪枫的关怀下，随着形势的发展，搞电讯的人逐渐增多了。我的第一个助手是陈金瑞同志，他热爱无线电技术，不久又就调到熊梦飞同志的通讯队了。接着调来的是杜伯根同志，大概是1939 年 10月调来的。拂晓报创刊一周年纪念照片上有他。伯根同志很聪明好学，来了不久就负责刻印工作了。1941年4月到淮北路东，中央就明确刊播新华社新闻稿了。第一个译电员是黄宏洛。新闻稿是由熊梦飞同志的电台抄收的。1941年秋到了半城，彭雪枫同志提出整顿报纸的文风，发展工农兵通讯员，建立通讯网，报社成立了通讯部，统一负责新闻采编和组织通讯网的工作，我担任通讯部主任。当时的记者有阮芳、俞泽民同志。专门的新闻台建立了。台长是马永新同志，报务员是张仙华，杨瑾同志，译电员有王先梅、黄立明同志，内勤编辑有韦延年、车一林等同志，他们也兼做译电和刻钢板的工作，专门刻钢板的是彭湛和彭哲两兄弟。这时，国民党中央广播仍由我去雪枫同志办公室抄。我不能去时仍由黄林同志抄。1942 年春新华社淮北分社建立，拂晓报作为淮北区党委的机关报出版，我的工作也交给了新华社准北分社，到四师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出版发行工作，管理印刷厂。拂晓电讯铅印出版到一千期，淮北分社开了纪念会，我应邀出席，自此我这个战地记者，又有一项任务是首长讲话时做记录员。这项工作是从 1939 年11月开始的。一天上午，黄林同志把我叫醒了，说：下午首长做报告，司令员要你去做记录。届时，却原来是刘少奇同志作《论共产党的修养》第二部即《组织纪律修养》的报告。记得少奇主要讲的是《自由与必然、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一部分。记完以后整理好记录就交给雪枫了。自此以后，师首长讲话和军部首长的讲话，都由我做记录，(到了半城又加了陈守川同志，两个人记)对于记录工作，雪枫要求更高。他说:这是历史档案，要归档备查的。有的还要公开发表，所以一定要给讲话者本人看过。记的时候要记得完全、记得准确，整理成文字，就要言简意赅。既不能违背原意，又不能罗嗦。他说，我讲三个小时的话，你给我整理成三千字，怎么样?我说试试吧！要符合他的要求，可不容易啊，记得只有一次受了他的表扬。那是他在1941 年在管镇召开的一次全师政治工作大会上的讲话。我整理好后，他看了，连连说好“一字不差，照登拂晓报，三千字正好一版。”他立即加了标题:《所望于政工会者》，署名彭雪枫，登在拂晓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