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了，中国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不可一世的16国联军，全国人民扬眉吐气，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回国的志愿军官兵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鲜花和欢乐的海洋……。对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来说，看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既感到荣耀和自豪，又感到发自内心的兴奋和欣慰。十多年艰苦卓绝，九死一生的战争岁月终于结束了，他们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和平……。

　　△1953年11月，父亲们从朝鲜归国时，全军部队己开始进行建国后第一次全面整编。父亲先回张家口老部队处理了必要的工作之后，按组织安排，于12月底，前往北京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代表部队接受了表彰。
　　而后暂住北京休息，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1954年的元旦春节，父母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她)们第一次有机会深入了解祖国首都的政治和文化，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感到无比的欢快和愉悦！

　　△节日期间，父亲还看望了抗战时期在晋察冀就熟悉的老领导和老战友。有当年任三分区骑兵团长，建国后时任总参军校部助理部长的李钟奇伯伯和刘敬文阿姨一家。

　　△有与父亲同时期在晋察冀一分区任卫生部长，建国后时任公安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的老红军张杰一家。

　　△有65军在抗美援朝时期的后勤部长郄瑞卿，他是父亲的直接领导，建国后任内蒙古军区后勤部部长，姐姐的名字王朝雪就是他给起的。

　　△还有一些解放战争时期在8纵、65军和宁夏军区的老战友们也有机会久别重逢。

　　△当年的农历正月十五，父母还带着女儿朝雪回了趟母亲在冀东迁安县的老家。
　　因为我们的外祖父母是贫农成份，且是村里唯一的烈属(大舅参加八路军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土改时，工作队将这处地主的房子分给了他(她)们。

　　△父亲在与母亲结婚三年多之后，第一次见到岳父、岳母，还有母亲的二哥、弟弟和妹妹。父亲亲自为她们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全家福。

　　△春节过完之后，组织上又安排父亲等一批待分配干部到东北等地参观见学和游览，让他们亲眼目睹了祖国老工业基地的发展进步和巨大变化。父亲用他的相机随走随拍了不少照片，现在看起来都尤为珍贵。
　　这是东北大连造船厂。

　　△长春汽车制造厂。

          △鞍山炼铁厂

　　△1954年春天，父亲终于等到了新的任命，到69军任后勤副军长(相当于后勤部部长)。父母亲很快就将离开北京，到69军军部所在地河北保定去走马上任了。

　　△69军是由原国民党绥远起义部队改编组建而成，其主力是原国民党陆军上将董其武率领的第三十五军，抗战时期功勋卓著，战斗力很强。时任69军军长的董其武也是之后不久全军授衔时仅有的三名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原国民党将军之一。

　　△这次整编，军委有意选调一部分能力强，文化高的干部加强对该起义部队的领导和改造。当时该军师以上军官包括军长董其武都还不是共产党员。董其武也担心他手下那些科班出身的师长们不服共产党派来的师级干部，上书军委把后勤首长与司政同样定为副军级，这才有了后勤副军长的称谓。另外，这也是参照了苏军的编制体制。

　　△父亲在69军工作的这段时间非常繁忙。当时部队的基础设施很差，问题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经费又十分有限。父亲隔三差五要出差开会，筹措经费，搞营房建设，很少有时间回家。

　　△1954年10月，我们的大哥出生了，因为生在保定，父亲延续给姐姐取名与地名相关的方式，给大哥起名叫王保光。

　　△1954年底，上级下发通知，因部队要搞正规化，向苏联学习，野战军不留女兵。母亲不得不脱下她心爱的军装，转业到了地方。

　　△1955年初，又接到上级命令，送父亲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深造。父亲3月份到学院报到，先读预科，主要是学习基础文化。

　　△预科学习时间是半年，到当年9月经考试合格获得结业证书后，才可升入专科。

　　△父亲因文化基础好，五门成绩都在4——5分。而同期的不少将军们都是大老粗，有的甚至没上过一天学。他们在战场上是英雄，学习文化课却很吃力，有畏难情绪。父亲在自己学懂的情况下，还花费了不少精力去辅导帮助他们。

　　△学习期间，1955年9月，全军首次评衔授衔工作开始。授予军衔是对职业军人战功及工作业绩的肯定与褒奖，更是军人荣誉的体现。受此鼓舞，院校学员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同年9月，父亲顺利升入了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三期。

　　△首次评衔，父亲被授予了上校。而与父亲同等资历的军事干部则多数评为了大校。除此之外，又因为父亲这次在军校学习的是纯军事而非后勤专业，将来如果不搞军事工作固然十分可惜。这些因素促使父亲再次萌发了改行做军事干部的念头。

　　△为此，父亲也曾找过他的老上级，原晋察冀一分区司令员，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上将等谈了自己的想法。但首长们都强调：朝鲜一仗己经证明，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后勤战线更加需要像父亲这样又懂军事，又懂后勤，又有文化，又有技术的优秀干部。父亲无话可说，改行的愿望也就再次落空了。图为55年授衔时的杨成武上将。

　　△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两年半，是父亲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首先，文化基础好，学习毫不费力。其次，伙食相当好，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只有一件事，让全体学员好生郁闷。那是刚刚授衔不久，朱总司令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来校视察，全校师生首次着新式礼服接受检阅。若大的阅兵场上，蔚蓝色的队列方阵威武严整，金星闪烁。偏巧此时，一阵急雨不期而至，数千人队型依然严整，纹丝未动。苏加诺检阅后赞不绝口，但数千套新礼服全泡了汤，可把这些曾经的土八路们心痛坏了！事后，校方只好找洗衣行业的专家来研究解决办法，尽量减少损失。

　　△学习期间，还有一条最让父亲开心的是，他抗战时期就在一起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的一些老领导，老战友也先后入校学习。久别之后又能朝夕相处，他们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这当中，有前面提到的晋察冀三分区二团团长唐子安。

　　△有原三分区卫生部长尹明亮。

　　△还有原三分区二团副团长，建国后任过24军副军长、北京军区工程兵主任的开国少将杜瑜华，等等……。杜瑜华也是43年日寇扫荡时，与父亲一起冒死突围出来的幸存者之一。

　　△当时，军校向苏联学习，凡师级以上学员，都允许家属来南京照顾生活。父亲和刘振华(后任北京军区政委)等几个学员合租了白下路一座小洋楼，把转业之后，暂时还没落实工作的母亲和老大，老二都接到了南京。

　　△1956年盛夏时节，母亲又生下了第二个男孩儿，排行老三。因为出生时父亲正在军事学院学习，故取名为王学军。
        父亲1957年从军事学院毕业之后整整50年的2007年，老三学军又被上级任命到解放军南京某学院担任领导职务。这真是罕见的历史巧合！

　　△父亲在院校学习期间，还有十分难得的寒暑假期，每逢放假，父亲总要带全家出去玩儿一玩儿，留下了不少珍贵照片。

　　△中山陵

　　△玄武湖

　　△灵谷寺

　　△1957年3月，父亲以全优成绩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获时任院长兼政治委员的刘伯承元帅颁发的毕业文凭和纪念章。

　　△这是父亲的毕业留影。之后，即暂时分配到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工作待命。

　　△我们全家也从南京搬到北京平安里这座地标式建筑——“总督楼”里住了将近两年。

　　△1958年春，母亲又生了第三个儿子，排行老四，因生在北京，故取名王京辉。

　　△1958年底，父亲又接到新的任命，到24军任后勤部部长，军衔也随之晋升为大校。
        24军的前身是原华东野战军6纵，是一支具有辉煌战功和光荣传统的老部队。父亲作为从晋察冀交流过来的干部，人员不熟，环境不熟，难免有些思想顾虑。

　　△但父亲靠他的能力、勤奋、才智和人品，很短时间就融入了新的集体，熟悉了部队情况，打开了工作局面。

　　△印象中，父亲那几年是最辛苦，最忙禄的，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还经常出差。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孩子挺爱玩儿的一种游戏，就是在天傍黑的时候，等在父亲下班时必经的路口，猜父亲还有多长时间会夾着皮包出现。结果常常是失望而归……。

　　△这是1961年3月，父亲亲自组织协调，并与24军全体常委一起，陪同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政委赖传珠上将，副司令员郑维山中将及司政后主官在唐山地委领导带领下参观考察了开滦煤矿。(站立者右一为父亲)

　　△1959年底，家里最小的儿子出生了，排行老五，因为出生在飞速建设中的工业城市唐山，故取名为王唐建。多年之后，唐建成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穿军装的著名节目主持人，为工作方便，改名为唐剑。

　　△6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部队开展生产自救，为国家排忧解难。24军党委决定由父亲牵头组织开展生产，当时的规划是抓一工(厂)一农(场)。      
        这是父亲陪同开国中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吴先恩(二排右二)、1964年少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范富山(二排右一)等视察后勤工作，研究部署如何开展生产。

　　△为了抓紧落实军党委决定，早日实现生产。这段时间里，父亲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一工一农”工作之中。他深入一线调研勘查，开展试验。工作起来没日没夜， 废寝忘食，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

　　△终于，仅用不到两年时间，就改造建成了颇俱规模的柏各庄军垦综合农场。

　　△第一年(1962年)，农场的粮食亩产就达到了480斤，第二年(1963年)就“过长江”达到809斤，成为全军军垦农场的一面旗帜。
　　图为柏各庄农场的秋收景象。

　　△与此同时，父亲从零开始，白手起家主持创建全军第一家大型水泥厂(7007工厂)，第二年也实现了投产。其主打产品——高标号“国防牌”水泥，被选定主要用于重点国防工程建设。

　　△水泥厂的建成投产，很好的支援了国家建设，为部队筹集了经费，解决了数千人的就业，为军一级单位开展工业生产开创了先河，积累了经验，受到了北京军区的表彰。

　　△1966年，总后勤部向中央军委上报《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推荐了北京军区柏各庄军垦农场和广州军区牛田洋生产基地两个典型。

　　△林彪将总后勤部的这份报告呈送给毛主席，他老人家阅后非常高兴，当即作出长篇批示，这就是后来影响深远的“五七指示”。

　　△由于长年超负荷工作，且生活不规律。1965年前后，父亲开始感觉到身体不适，力不从心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患了糖尿病。父亲只是短暂住院治疗之后，又回到了紧张的工作岗位上。

　　△这是父亲在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介绍。

         △看看当年父亲亲自拍摄的全军卫生工作会议小组会现场，与会者是多么放松与随意，哪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和繁文缛节？

　　△1966年4月，父亲接到新的任命，平职调动到北京军区后勤部任副参谋长。至此，父亲在24军后勤部长岗位上整整工作了八年。

　　△父亲晚年常对我们讲，在他的军旅生涯中，在24军任职时间是最长的，但也是工作最顺心，生活最愉快的。这首先得益于军党委是个好班子，两名主官都是德高望重的老红军。班子很团结，对外来的干部十分爱护，一视同仁，使得大家的工作热情和特长才干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与父亲同一时期在24军工作的领导班子成员主要有：前任军长张云龙、政委陈远波，副军长蔡长元，康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祥，参谋长李钟奇，以上均为开国少将。后任副军长杜瑜华，万海峰，政治部主任李怀德等等。父亲与他们在长期共事中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的子女们也是我们的同学、发小、朋友，至今保持着良好关系。
　　图为张云龙军长，李钟奇参谋长及父亲等部分军党委常委在下部队视察和勘察地形时在长城上合影。

　　△父亲在工作上专心致志，业绩突出，还要得益于有母亲这样的贤内助，好后勤。她不仅自己也担负着军部家属委员会主任，天天要处理不少家长里短的繁杂事务，还要亲自拉扯着五个孩子，不让父亲为此分心。

　　△看看这几张照片，就可知母亲把我们这一群带大有多么不易。

　　△有一次，大哥带着三个弟弟钻锅炉房的烟囱，出来时，除了牙齿还白，混身上下都是黑灰。母亲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我们收拾干净。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在路边花园玩捉迷藏，张云龙军长的小轿车恰好在路边临时停车，小弟唐建一骨碌就藏在了汽车底下。司机浑然不知，刚要启动，幸亏老三学军大喊，“车下有人”！司机下车一看，脸都吓白了……。

　　△我们几个长大一点儿了，又能吃，又淘气，母亲实在管不过来，只好把外祖母从老家接来帮忙。

　　△这张照片后面站立的长者，是时任24军政治委员的开国少将陈远波。
        一个周未，他在军部大院散步，看到父亲正给我们几个孩子照相，心生欢喜，提出要跟我们合个影。于是，便留下了这张珍贵照片。
        可惜这位从江西兴国走出来，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因病英年早逝，享年仅50岁。

　　△父亲对24军后勤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他去世多年之后，我们走访24军，只要是军里的老人，提起父亲无不交口称赞。人们对父亲的肯定不仅仅在思想水平，工作能力方面，更多的则是他的人品。父亲被大家公认为“廉洁奉公的好部长”。

　　△仅举一个例子。1964年，8岁的老三考入唐山外国语学校，离家大约四公里路程，平时住校，一周两次往返。为解决接送问题，父母商量取出积攒多年的存款买了一辆自行车，父亲亲自骑车接送。作为军的后勤部长，父亲掌管着数百台车辆的调动权，却从未想过动用一次公车。

　　△1966年4月底，父亲到军区后勤部报到，我们举家搬来北京。刚刚安顿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父亲的很多老领导老战友原本劝父亲到北京之后先看看病，把身体调养好。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了。

　　△不久，地方党政机关，高等院校都陷入一片混乱。中央决定由军队派出干部参与领导地方的运动。组织决定派父亲到两派斗争非常尖锐的华侨联合会担任军代表，军区首长考虑人选时，又是把父亲“有文化”作为了一项先决条件。

　　△父亲刚刚到侨联报到，就接到通知，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同时分管华侨事务的陈毅元帅要与父亲单独见面谈话。当时的陈老总也己经受到冲击，他与父亲谈话只是说想见面认识一下，表示欢迎。他亲切询问了父亲的个人经历和家庭情况，谈到工作和运动，陈老总只是笼统交待说，一切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谈话之后，陈老总特意请父亲共进午餐，吃的是小笼包子。

　　△父亲到侨联后，发现问题十分复杂，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时任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己经被造反派非法秘密拘禁并进行了殴打。父亲经请示后立即展开营救行动，经长时间艰苦谈判和劝诫，终于迫使造反派放人。廖承志出来时已不能正常行走，立即被送往医院，很快又被周恩来接到中南海保护起来。 关于这次营救行动，事后周恩来还特意给军区首长打电话提出表扬。

　　△其实，早在1952年，父亲在抗美援朝前线，44岁的廖承志带领中央慰问团赴朝慰问部队，活动即将结束时，廖承志团长给志愿军团以上干部作了一次国内形势和慰问活动总结报告，在现场的父亲用自己的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

　　△廖承志多年之后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无从知晓，在朝鲜，有一位军队干部给他拍下过这样一张照片。更不会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这位军队干部将他从死亡线上解救了出来。

　　△侨联问题解决之后，父亲又被派往保定支左。保定的派性和武斗问题严重在全国都是挂了号的，父亲在那里牵头负责，每天都会有造反派来骚扰和围攻，让父亲表态支持自己。
        这张合影中，第二排两边穿便衣者就是当时的两派头头儿。

　　△父亲始终秉持一个策略，就是不表这个态。他心中非常清楚，“支左，支左，支谁都是错，不支反而不犯错”。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对造反派，父亲只说一句话：“是不是左派，要看你们以后的所做所为符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各派头头儿得不到父亲的明确支持，反而都想与父亲交朋友，都对他毕恭毕敬。文革结束几年之后，还有当年的造反头头专程来京看望父亲，当面检讨认错的。父亲真的是很高明！

　　△在文革那样复杂的情况下，父亲长期在派性最严重地区的“支左”第一线，身处风口浪尖。但他坚持原则，从容应对，妥善处理了一个又一个棘手问题。期间，自己没犯过原则错误，人身没受到任何冲击，最后圆满完成任务，全身而退，这真正是难能可贵的“大智慧”。

　　△1967年10月，北京军区后勤部西山营院全部落成，我们又随父亲举家搬到了西山。不久大姐大哥都参了军。

　　△父亲依旧是长期在外出差“支左”。由于工作压力很大，生活毫无规律，日日寝食难安，父亲原本有病的身体继续受到损害。父亲偶尔回一次家，我们一见面，都感到他又苍老许多，精神状态大不如前。

　　△1969年底，军委命令下达，父亲晋升为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从1954年任命为69军“后勤副军长”到现在任命的副军实职，跨度整整15年。从明确正师职务的军后勤部长到这次任命的时间跨度也己有整整11年。

　　△林彪事件之后，部队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从1973年开始，北京军区党委决定组织一次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技术革新展览，借以推动全军区的技术革新运动。在研究技术革新领导小组组长人选(总负责人)时，首长们又想到了父亲这个“有文化，懂技术”的“老后勤”。

　　△父亲不负众望，亲自选调了一批精兵强将，争分夺秒，连续奋战，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即完成了从筹备到布展的全部准备工作。1973年10月展览正式开幕，展期为半年，取得圆满成功。解放军报对此进行了长篇报道，是当年影响全军的一件大事。

　　△父亲作为一名“老后勤”，对武器装备毫不陌生，在朝鲜他学会了驾驶汽车，在军校，他射击考核回回优秀。
　　1972年，63军发生余洪信副军长枪杀副政委事件后，军委严令收回自存枪支。一天父亲拿出从解放战争起就珍藏的一支德国手枪和一盒(25发)子弹，带老三学军到附近一个废旧的防空洞里，对老三说：“这支枪该上交了，真舍不得，你就打个够吧”！16岁的老三头一回摸枪，就过了一把瘾。

　　△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父亲也焕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身体虽有不适，也不愿停下来休息和治疗，因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期。
        这是父亲到坦克一师考察和调研。

　　△1978年，父亲退居二线，担任了顾问。父亲仍然以乐观的精神，一边继续做些工作，一边积极锻炼身体，与疾病做斗争。
        这是父亲参加晋察冀三分区战史编委会时与部分编委合影。

　　△父亲年轻时就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吹拉弹唱样样喜好，少年时学会游泳，练过武术，解放后学会了跳交谊舞，晚年又自学了舞剑和打太极拳，尤其是一生酷爱摄影。现在，退居二线，有了时间，父亲又把这些特长爱好恢复了起来。

　　△退下来的头两年，父亲还能参加一些户外活动，搞搞摄影。这是他攀登北京郊区的上方山。

　　△再往后体力不行了，就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研习书法。身体稍好的时候，还喜欢站立着书写大尺幅草书，父亲认为写大字需要用力和运气，本身就是很好的锻炼。

　　△这是父亲晚年写下的几幅书法作品，看起来还是那么气贯长虹， 遒劲有力。

         △1982年，父亲接到了正式的离休命令。与此同时，父亲也因长期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开始频繁发作，前后两年多时间里，两次心梗，一次急性心衰，一次慢性心衰。父亲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住进医院。

　　△这是父亲做过白内障手术之后，刚刚恢复视力，高兴的天天泡在书海里。

　　△父亲对工作从来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但在生活中却风趣幽默，充满情趣，尤其喜欢孩子，只要父亲在家，全家都充满着欢乐。父亲手把手地教会了我们游泳、摄影、射击、跳交谊舞、吹口琴、吹笛子、拉胡琴、下象棋、打太极拳、舞剑等等，还鼓励我们学习多种生活方面的技能。      
        父亲晚年也享受到了子孙同堂的天伦之乐。这是他与外孙女丫丫玩儿的正高兴。

　　△这是父亲生平照的第一张彩色照片，他与大哥保光及长孙芃芃一起三代同乐！

　　△时间进入到1983年，父亲的身体状况开始愈发不好，不得不再频繁的住院治疗。但父亲总是那么乐观从容的对待疾病，并与母亲约定，不要告诉孩子们，怕影响我们的工作。
        与父亲在一起的“病友”是时任总参政治部副主任的刘建国。

　　△1984年初，父亲先是发生过一次轻微脑栓，造成左腿一度失去知觉，经过治疗稍有好转。回家住了不久，又在医生建议下于秋天再次住进医院。11月6日，听说老四京辉生了个儿子，特别高兴，亲自给第二个孙子起了小名叫改改，寓意出生在改革开放年代，并说好满月后抱过来看看。谁也没有想到，11月23日，父亲突发脑梗，陷入深度昏迷，医院多方抢救未果。11月30日零时32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67岁。
        这是父亲生前，大哥为他拍下的最后一组珍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