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陈泽民1916年11月12日出生于冀州田村，1976年在吴吕中学校长任上离休。2003年3月16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88岁。

    我的父亲陈泽民可以说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布衣校长”和“农民职业教育家”。

    首先是从教时间最长，从17岁开始教书到60多岁光荣离休，一直在农村教育岗位上辛勤耕耘数十年，即便是离休之后也一直关注支持农村教育事业，堪称是名副其实的“职业农民教育家”。

    其次，担任校长时间最长。几十年内历任：田村小学、孟令小学（1948-1958）、南午村完小（1958—1968年）、田村中学（包含小学、初高中,1969年-1971年）、吴吕中学（含小学、初高中1972年-1976年）的校长或副校长。

    第三，教学经历丰富复杂。既担任过私塾老师、又担任过公办教师，即担任小学校长，又担任中学校长。即经历了：北洋军阀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动荡、战火纷飞的年代，又经历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 “反右”“整风”“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文革”等斗争风雨的考验。

    第四，他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光明磊落、担当干事、干净廉政的校长。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拒腐蚀永不沾，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为人师表、公道正派。所在学校风正气顺、教学质量高。他多次被评地区、县级和校区模范教师、五好教师和群英代表，还作为南午村学校学毛著积极分子的代表参加全县学毛著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

    第五，他是扎根农村、保持农民本色、掌握农活本领、钟情农活的“进了学校是老师、回到家里是农民”的农民校长。一生简朴，一身中山装一穿就是十几年，里面的内衣棉衣不知道补了多少补丁。而且，只要有空闲就到地里干农活，不仅时令季节气候知识底蕴深厚，且“耕耩锄刨、扬场转掍”各类农活样样在行，尤其是一干起活来就全情投入废寝忘食，在他的辛勤劳作下、庄家长势始终处于中上水平。去世前，八十多岁的他，还经常骑车去地里干农活、在家里种菜、或是背个粪筐在村里捡猪粪。

    第六、命运坎坷、历经磨难、饱经风霜、含辛茹苦。不仅经历了“幼年丧父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三大悲剧，而且在“反右”“整风”中写过检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走资派的身份”挨过“整”。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且谨慎从事。

    第七，他还是当时工资最高的老师。文革前，在普遍低工资的情况下，全县可能只有县委书记高顺古、教育局长和他三个人能挣月薪72元的高工资（不过，这个工资几十年一贯制，一直到离休再也没长过一分钱。从过去老师挣小米到老师改发工资开始，数十年没有长过工资，也是个传奇）。

    第八，是威望较高的“知识分子”。因为长年执教且为人正派、与人为善、行事低调，他在当地可谓桃李满天、学生众多，颇受大家敬重，竟然没有一个人和他开过玩笑。2003年他去世时，村委会专门为他开了追悼会，村主任陈增良主持，陈幼林老师代表教育界致悼词。

    我的父亲陈泽民自立较早（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冀县县立高小学习毕业）。父母很早过世（我们姊妹几个都没见过爷爷奶奶），他十来岁就独立生活。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照顾常年卧床的妻子、抚养幼小的7个孩子，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他勤奋好学、善学肯钻、博学强记，具有过目不忘的天赋。思维敏捷功底深厚，写文章一气呵成，讲话简明扼要且娓娓道来，没有一句废话和口头语（这种先天优势在我和大哥陈步时二姐陈兰会身上得到了遗传，在演讲和写文章上我们都是同班同学和同事中的佼佼者。大哥陈步时因学习成绩优异，还两次连跳年级，在南开大学也是高材生。在当地人眼中，伯父陈海平、父亲陈泽民还有大哥二姐和我算是“知识分子”）。父亲在小学上学成绩遥遥领先其他同学，十七岁就开始当老师（因此，方圆几十里到处是他的学生）。他治学严谨、管理甚严、对比较顽劣的学生时有体罚，但所有学生对他十分敬重，每年春节都要到家里，走到他面前连磕三个响头，以敬教育之恩。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时要时时注意“敌情”，一听到说日本鬼子来了，他马上领着学生们跑到青纱帐里教书，真有点“战地教学”的味道，直到敌情解除，他才带着学生们返回学校。

    父亲每次教学回来还要耕地锄地收拾庄家、照料年幼的孩子和卧病在床的的妻子。好在他当时身体很棒。在他的精心打理下，家里的情况有了很大起色，购置了一些土地，温饱得到而解决，农忙时还要雇个短工帮忙（因为父亲教书、孩子小、家里没有劳力），也正因此，解放后定成分时，我们家差点定为“上中农”。后经父亲多方努力，街坊邻居纷纷作证，才定为中农成分。如果定为“上中农”，就会成为“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就要“享受”“专政对象”的待遇。我和哥哥姐姐上学入党提干都会遇到麻烦。

    建国后，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孟令、南午村教学担任校长。虽然离家只有十里地的路程，半小时就可到骑车到家。但他事业心强以身作则，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回家次数很少，正常情况下，每两周能回家一天，有时一个多月甚至两个月才回来一次。有一次下着鹅毛大雪，白茫茫一片，根本找不到路。父亲凭着直觉，推着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家赶看望患病的母亲，差一点掉到水井里。他回到家后，要了解我母亲的病情和生产队里及邻居亲友的情况，要重点检查我和二哥、四姐的作业。

    文革初期，因为父亲人缘好威望高，没有受到冲击，还被评为南午村公社教育系统学毛著积极分子，我有幸评为吴吕公社学毛著积极分子，我们爷俩分别代表两个公社的教育系统在县里参加为期五天的“冀县学毛著积极分子交流大会”，也成为一段佳话。

    后来，南午村小学在个别造反派的怂恿下，开始把我父亲当“走资派”进行攻击，逼他写检查、挨批斗，每次造反派开批斗会想对我父亲动武时都被好心的村民制止。文革时将近半年多，造反派不让父亲回家，我和母亲步行十余里到南午村学校看他，看到大字报（在旧报纸上写大字）漫天都是，贴到墙上窗户上甚至床上，但仔细一看、大字报没有一点实质内容，都是当时时髦的“革命口号”，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

    后来父亲回到家乡田村和吴吕中学（包含初中高中）任教并担任校长。我也有幸在初中听我父亲上语文课，每次都很受益。他讲课不看教案（早已烂熟于心），讲得十分生动鲜活，即旁征博引有知识性思想性、又有故事性且结合实际点评、可谓妙趣横生又富有启迪性，学生们都爱听他的课。后来父亲调到吴吕中学当校长（包括小学和初高中）。我于1972年到吴吕公社担任广播员，有时下乡送通知，就到学校找我父亲借自行车（那是自行车不仅是主要交通工具、也是家庭的重要财富，我刚参加工作，每月25元，还要拿出9元钱给大队交工分，吃饭要花9元钱，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自行车票买一辆价值120元的自行车。那个时候也很少二手自行车，老百姓骑自行车都是不断修理、物尽其用）。

    1974年12月我入党并光荣入伍，到北京卫戍区服役。父亲到1976年也光荣离休（建国前参加工作或者更早一些的享受离休待遇，父亲1932年参加工作）。虽然教育部门多次返聘他，他都婉言谢绝，但一些青年教师、校长来家里请教、取经、探讨工作上的事情，他都毫无保留的分享自己的经验体会。

（1978年12月25日，我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专门为父母拍摄合影照，为宗室和亲友拍摄了系列照片分发给大家。下图大姐陈兰群、二姐陈兰会、二哥陈步进二嫂李淑贞及孩子们与父母合影）

    离休后的父亲，开始打理菜园子种自留地。菜园子的菜年年丰产，不仅自己不再买菜，还经常挨家挨户送新鲜的蔬菜，使大家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他还科学种田防止虫害，使地里的庄稼连年增产增收，衡水日报还多次采访报道他，他被评为“科技农民”。这时的父亲闲暇下来开始写书法，他的书法古朴典雅自成一体，属于魏碑。他用书法写对联和大量的“陈氏箴言”，送给亲朋好友，大家十分珍爱，也有学生邻居慕名前来“讨要”，他都尽量满足要求。

（1984年春节，陈步峰刘聚梅夫妇回家给父亲陈泽民母亲李金爱拜年）

    我父亲最大的特点，是谦恭谨慎、处事严谨、正派正统、办事稳妥、率先垂范、为人师表。一身正气、厚道善良、乐于助人，从不占国家和他人一点便宜，而是总想着如何帮助别人。勤奋好学、思想进步，看问题比较客观，始终和上级保持一致。因此上下左右关系十分和谐，老师学生街坊邻居们对他也十分敬重，他也十分尊重他人（从来不给别人开玩笑、从来不喊晚辈的小名、乳名，都是亲切的称呼大名），主动和别人寒暄，一是点赞别人、二是谈论有意义的事情。父亲口碑极佳、令人肃然起敬，这在当地传为美谈。在田村（田村是个大村，最多时3千人左右）和周围村庄没有一个人和我父亲开过玩笑或红过脸，没有一人说过父亲坏话，没有一人对父亲不尊重有加。他传承广大的陈家家风是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家产，那就是：“担当贡献、乐于助人、厚道善良、艰苦奋斗、感恩和睦”。我们姊妹7人，互助友爱体贴帮扶相互牵挂，很少闹矛盾。不用说别人看不出，我们自己也没有同父异母的概念，都觉着是自己最亲的亲人。

    父亲的的一生是担当贡献、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全身心投入党的教育事业、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为改进教学质量、提升教师素质、培养更多有用之才，他披肝沥胆鞠躬尽瘁，严于律己、严格管理、从严治校、以德治校，治理的学校风正气顺、学习氛围浓厚环境优良，上下一心人才辈出。他照料患病的老伴衣不解带无微不至，他为了七个子女的成长殚精竭虑操碎了心。2000年在长孙陈金祥的婚礼上，85岁的的他竟然当众站立着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已经没有当年洪亮的声音了），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的叮嘱子孙们如何为人处世，做一个有担当有作为的好人，真是良苦用心。虽然已经过了饭点，但来宾们都静静的听他“演讲”，并频频点头。

（1996年元旦庆祝家父80大寿，年近八旬的姨夫陈云波和表弟陈红印、大哥陈步时专程从北京赶到老家贺寿，我从石家庄赶回与亲朋好友、当院子孙为家父庆寿。左起：堂兄陈步文、大舅李金乾、家父陈泽民、姨夫陈云波、堂兄陈步韬、大哥陈步时）

    父亲的一生是艰苦奋斗、勤奋耕耘的一生，是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一生。他虽然挣着“高工资”，但生活上十分简朴，总是一分钱掰做两瓣花。从不大吃大喝，从没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好多衣服都是补了又补，一生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始终是清瘦的身材。离休在家后，他可能是全村起的最早的人，天还没亮，就背起粪筐在全村捡猪粪（积肥用），有时一早起，要收获1-2筐猪粪。他晚上看书、写字、听收音机，白天和农民一样，身着农民打扮，在地里干农活。有时上级有关部门到地里找他（那时没有手机）商谈事情，看到他活脱脱就是一个老农民。

    父亲的一生是学习创新、与时俱进的一生。他善学肯钻、勤于琢磨、勇于创新且学识渊博、博闻强记、出口成章。离休后仍坚持读报做笔记搞剪贴，剪贴了几十本报刊资料，这些东西他都活学活用，变成自己的东西，用书法编写成做人箴言、治家箴言。我在建行石家庄分行搞文明创建发表的文章、编写的书刊、拍摄的照片，他都认真的看了一遍又一遍，在点赞主人公贡献的同时，还和我交流文章如何写的更加生动鲜活。

    他厚道善良、与人为善、乐于助人。谁家有困难，他都积极帮助（亲友们街坊大都受过他的接济）。街坊邻居请他写信、写讲话稿、写对联，不管多忙他都满口应承、尽力办好。他种的蔬菜成熟了，他都要分成若干份与街坊邻居共享。

    他虽然很严厉，但从不简单粗暴、高声呵斥，从来不骂人，而是严肃的告诉：讲文明讲礼貌讲感恩、讲做好人、干好事的“大道理”。他虽然很正统很谨慎，但是不古板，思维很活跃，喜欢接受新事物，虚心学习不耻下问与时俱进，善于思考勤于总结，从别人习以为常的实践中总结出做人的道理，讲出话来包括写的信，既有厚重感，又有时代气息。

    他热爱生活、喜欢旅游，敢于尝试新事物。在北京，我和大哥陈步时陪父亲母亲几乎转遍了首都的各个文化景点。改革开放后，他在姐夫赵恒波的帮助下换火车坐飞机，把江南风景看了个遍。紧接着我又陪着他到山西、陕西等地旅游观光。看广胜寺、红洞监狱、大槐树，在西安、到半坡遗址、兵马俑、碑林，看了一个又一个，精力比我还要充沛，他能一口气爬到大雁塔，浑身是汗、棉衣都湿透了，睡觉前坚持自己用身体把衣服弄干。到了贵妃池，他竟然在里面泡了两个多小时，一个劲的说，自从泡了温泉，享受了“皇帝的待遇”后，多年的皮肤瘙痒问题都解决了。他一直有感恩知足的心态，没有见他抱怨过谁。当听到有人抱怨国家政策，他能耐心的引导人们从正面理解。他虽然不是党员，却比一般的党员的觉悟高、站位高。

    父亲离开我们2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心头，他留在我们身上的基因在潜移默化的发挥着功效，他留给我们的思想传统文化精神一直是我们成长进步的动力，已经潜移默化的成为们的行动自觉，养成了我们的习惯。他是真正的农民“劳模”，是中华道德的楷模，是我的第一任老师，是一生学习不完的典范，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座文化丰碑。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的养育之恩的福报。父爱如山母爱如海。

    我们要把他们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想、好品德，发扬光大传承给子子孙孙，让陈家和家乡的事业广大，以优异的担当贡献耀祖光宗报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