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重（1913-2009）于1913年1月6日诞生在河北文化名县丰润县。丰润物华天宝，地灵人杰，出现了很多杰出的精英人物，所以素有“南无锡、北丰润”之说。仅在现当代在丰润这块沃土上就出现了张爱玲、宋之的、李尔重、管桦、李瑛、陈大远、张学梦等著名作家，而李尔重又以他在政界和文学界的双重身份而引人注目，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我们的作家和才子”。
他从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在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中短篇小说有《战洪水》《领导》《落后的脑袋》《多消灭一个敌人》《战斗英雄李学文》《第七班》《三个战士》《石德路上》《长白山下的自卫队》《一升米》《还差得远呢》《翠英》等，诗歌集有《行歌集》《吭吭歌》等，散文有《潮头漫步》《有念感》《落红集》《求索集》《未名集》《说话集》《艺术的辩证法》等。论文有《立场问题》《为什么要学唯物主义》《易经拓荒杂录》《甲骨文的文学》《书经的文学》《诗经的文学价值》《龙的文学》《哲理诗·老子》《石城·莫愁在何处》《需要认真研究民间文学》《孔子与易》《先民文学初探》《辞与现行卦辞的比较》《论刘禹锡十首竹枝词与民歌之关系》《老子研究新篇》等。话剧剧本有《扬子江边》《太平湾》，京剧剧本《王昭君》和多篇文艺评论等，后集辑为《李尔重文集》，共20卷1000万字。
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奖，话剧《扬子江边》获文化部一等奖，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获全国图书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他不仅进行文学创作，对书法也颇为精通，系中国诗词学会顾问，中国书法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湖北书协名誉主席。他的书法作品曾多次在全国和国际性重大展览中展出并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集》《中国现代书法选》（第二集）《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作品集》《当代书法名家作品选》《名人琼海墨迹选》《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展览作品集》《牡丹诗词书法选萃》《河北书法篆刻选》等。他的墨迹还为各大博物馆及多处风景名胜区收藏或碑刻。
他在1983年离休后还兼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湖北省经济管理大学名誉校长等职务。
一
李尔重于1928年在车轴山中学读书，那时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在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肄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日本仙台帝国大学社会经济专科。坚实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他以后创作成绩斐然。他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革命战争年代是他创作的初创期。早在1930年代初，李尔重在大学读书时就发表了《唯物的社会观》，他以犀利明快的笔触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并在1932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因积极参加抗日宣传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出狱后他根据坐牢时与一位精神病患者同室相处的经历，创作了小说《飞来的棺材》。这篇处女作的发表标志着他文学创作生涯的开始。在30年至40年代，李尔重无论是国内读书，还是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抑或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一直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的研究农村问题和指导工作的理论著作，如《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如何发动群众》《如何组织农民自卫队》《阶级意识模糊的表现》等。与此同时，他还翻译出版了Lange著的《唯物史观》，发表了以《鼓》为代表的一些小说和散文。但因处于战争年代，作品没能很好地保存，直至1950年，他才搜集、筛选了一些小说，编成小说集《落后的脑袋》出版。这部小说集集中反映了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创作的成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他创作的高潮期。真正使李尔重的文学才华得以发挥、作品不断出现的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武汉市委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农村、厂矿、企业，接触工农群众，日新月异的新生活的感召，欣欣向荣的经济建设的鼓舞，使他迸发了创作的激情，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就出版了《多消灭一个敌人》《三个战士》《战斗英雄李学文》《长白山下的自卫队》《杜厂长》等短篇小说，以及中篇小说《领导》《翠花》《杜厂长》和《长白山下的自卫队》等七八本中篇和短篇小说集。有的作品集在当时发行几十万册，有的还被译成外文出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1953年他担任武汉市委副书记后，工作更加繁忙，但他依然笔耕不辍，创作了多幕话剧《扬子江边》，小说《战洪水》。《扬子江边》经武汉话剧院排演参加全国话剧汇演，获得国家文化部一等奖。
离休后是他创作的鼎盛期。在1982年中央拟调他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他向中央提出申请，回到武汉专事写作。从1983年到1993年，他利用十年的时间创作了五百多万字，8卷本的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李尔重创作这部史诗性的巨著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一位日本评论家的话对他触动颇深：“你们的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斗争，但从世界的全局上，全面地从本质上反映这场伟大的战争的作品，却还是一个空白”。退休后，他发誓要创作一部全景式，史诗性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因为他不仅仅“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而且一直在最前线”，[1]同时他亲身感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运筹帷幄、统揽全局，所作出的英明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和策略，领导全国军民英勇抗战；亲眼看到了是经过“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2]，才所取得的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揭示这场战争的历史本质和现实意义，“把人民英雄再现给人民”，成为了作者的“写作动机”[3]。但要创作这样一部鸿篇巨著，对一个年届古稀的老人来说，谈何容易？他思绪万千，无从下笔。这正如他所写的七绝《独坐》中所描绘的那样：“独坐小楼掠晚风，花枝摇曳花朵红。颠狂思绪如奔马，想到西来又转东。”他尽管有着丰富的斗争实践和切身感受，也有深厚的学识素养和理论水平，但抗日战争是现代世界史上重大事件，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大，涉及的历史人物众多，以及方方面面的诸多问题，单凭过去积累的一些史料显然是不够的。仅搜集史料一项，就将面对的是移山倒海般的艰难。为了写好这部书，在三年的时间中，他辗转奔波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即使出访日本，也不忘去东京图书馆查找当年的《朝日新闻》。别人出访归来带家电，他带回的却是成箱的有关书籍，并做了大量的资料卡片。有时，他还亲赴革命故地寻找当年的战争遗迹。他说：“这是战前的厉兵秣马，这是将帅的调兵遣将。”在创作过程中，为了不受外界打扰，心无旁骛地投入写作，他在客厅内贴了一张告示：“余已年逾古稀，身埋半土，任重道远，秒争寸阴，犹恐心愿未了，抱恨归眠。来访晤谈，应在晚间，额外之求，恕不从命”。
从1983年到1993年的十年间，他每天上午8点到11点半准时到湖北省委机关特批的那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写作间，伏案疾书，长此以往，寒暑不辍。除了每年春节那几天与家人团聚，并接待前来贺岁的各方人士外，所有节假日都不休息。节假日机关无开水供应，他就自带个热水瓶。偶有小恙，家人劝他休息，他也婉谢，稍稍服药后，又去他的写作间继续写作……当年血与火的战争场面不断地在他的眼前闪现，老百姓热心救助子弟兵的动人情感长久地在他胸中激荡，战友们为了救国救民而捐躯献身的英雄行为鲜明地在他的脑海复活，歌颂战友歌颂人民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他创作的强大驱动力。十年苦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终成大书，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为世界和平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诗性的材料。
在《新战争与和平》中，他高屋建瓴，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记述了从“九一八”到“八一五”漫长的十五年中，中日之间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战争场面波澜壮阔，篇章架构宏大明晰，人物形象鲜明独特，艺术风格独具一格，有一种宏大开阔的壮美色彩，被誉为“爱国主义的壮丽画卷”和“抗战史诗”。从历史意义上看，作品描写了抗日战争全过程，再现了战争不同阶段的历史境况，深刻地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内涵，深入思索并回答了战争与和平的伟大命题。“这部书填补了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空白。它全过程、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表现抗日战争，涉及面之广，时间跨度之大，描写斗争之复杂，场景之壮阔，人物之众多，都是罕见的。这部书对于当前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也具有重要意义。”[4]从艺术角度看，这是“一副《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既是一个长卷的整体，又有阶段分明的历程；从整体上看，如入万山丛中，群峰起伏，各臻其妙；从段落上看，则入奇芳斗艳，各有具相，独领风骚。全书用的是通俗、流畅、质朴的语言，简练、含蓄的笔调，起伏错落的安排，浓淡和谐的神色，能使读者行于平淡无奇的蹊径之中，不知不觉进入‘山阴道上’。这里体现了我们常见的中国文学传统的优点——简练含蓄，平淡出奇”[5]。这正如著名作家魏巍所说：“《新战争与和平》的出现，就是对中国人民多年来的愿望，一个历史性的愿望做回答。”著名学者、评论家李希凡也说：“在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上，的确出现过不少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优秀长篇小说，但像李老下如此大的功夫，全方位地描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在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里，成长壮大而取得胜利的史诗性巨著，却还未见到。”[6]
进入90年代后，尽管他已是耄耋之年，但仍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先后给自己取过6个别名，其中一个叫“荷戈老兵”。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永不释戈戟、解戎装的老兵。他在完成了《新战争与和平》这部鸿篇巨制之后，还出版了电视剧本《长风万里》，传记小说《赵四小姐》，京剧剧本《王昭君》，以及“落红馆丛书”等十多本文集，其内容涉及哲学理论、工作研究、调查报告、古籍考辨、诗歌、散文、小说、传记、剧本等多个创作领域。在老年作家中，这种创作与研究的丰收是极为鲜见的。如果没有渊博的学识，超凡的精力，敏锐的思想是很难奏效的。九十岁以后还出版了《老子研究新编》《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思考》等，这是令人叹服和仰慕的。
2009年李尔重去世，享年96岁。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大遗产是：共产党人做官为民，一定要保持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表里如一，哪怕是一贫如洗。只有这样，才能令百姓敬佩，令人民怀念，才会真正留下清白在人间。李老虽然离开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作品永在。
二
《新战争与和平》是一幅全面反映伟大的抗日战争历史画卷，同时也是一部史诗性的文学作品。今天我们细读这部文学巨著，不仅可以全面了解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而且可以得到思想的教益，精神的启示。在这部书中，它所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价值和美学意义，而更重要的是现实的意义。
首先，这部书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参照系。作者在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时这样写道：“就是要从本质上再现一下二次世界大战的内涵，使人们有机会重新思考：战争到底是怎么来的，怎样才能消灭战争的根源”[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整整65周年了，但现在仍战争频仍，战火不断，渴望和平、企盼和谐的人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才能制止和消灭战争，使人类安宁幸福。“没有和平，就不能建设幸福世界”，“但人民的和平，还得自己去争取”[8]。对于战争与和平是人类一个长久思考的问题，也是关于人类本质和人生意义的永恒思考的问题。克罗奇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不是对以往事实无目的复现和无判断的实证，而是当代人的思想史、心灵生活史的具体体现。现实生活是以历史作为参照系的，只有和当前境遇相契合的时候，历史才能够被人所理解和深悟。所以，科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人们现时的思想是过去思想的延展，而人类正是在对思想发展的追寻中，才能理解和认识自己。在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65周年之际，人民对这场人类的大灾难的反省和思考无疑将会更加的深入，会作出更加广泛和深邃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在当下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中，其意义则显得更加重大和深刻。写战争与和平的作品不在少数，尤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新战争与和平》与其相比，虽然同样是写的抵抗外侵，但从时代背景、战争意义以及规模、程度上都不尽相同，其中“最大的不同点是：《新战争与和平》描写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战，并且深刻揭示了产生战争的根源，指出了战争的危险，提出了消灭战争的办法”[9]。因此《新战争与和平》的历史意义更大，现实意义也就更强。它作为全面反映“抗日战争历史的编年体的大作品，牢牢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今尚存的老一辈革命者对他们所经历的那场最终取得胜利的伟大战争的艺术理解和认识。即便今后再出现许许多多同类题材的大作品，但这部《新战争与和平》也是不可替代的”[10]。而这种理解和认识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带有深刻厚重的历史意义和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和平年代不忘战争，在平安岁月不忘危险，为人类的和平人民的安宁要时刻警惕战争的危险。这正像老作家碧野所说的那样：“这部作品对同龄人是重温历史，对年轻人是学习历史，它是书写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一部史诗”，[11]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参照系。
其次，这部书是一部爱国主义教材。《新战争与和平》充满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生动地展现了全国军民面对外侵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的抗战过程，热情地讴歌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宁死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和斗争精神，形象地“展示了中国人民在十五年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展示了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起死回生的斗争，展示了新民主主义的由来和创造社会主义的昨天，从根本上展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12]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追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牢固地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增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具有重要的鼓舞和启示作用的”[13]。所以，它“是一部值得一读的爱国主义的好教材”[14]。从文学的角度看，它“集中笔力表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威武不屈、坚韧不拔的爱国主义精神。它继承了我国古代文学、现代与当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又有新的拓展和突破。因为它不仅仅表现了我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的广泛性，而且表现了它的坚定性；不仅表现了它的历史的悠久性，而且表现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培育下的先进性；它既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呼应，又与共产主义思想相联系；既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又与集体英雄主义相融化。因此，成功地写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新高度”[15]。《新战争与和平》的“新”，就在于写出了它与历史许多反侵略战争的根本不同，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已经不是凭着一种求生存的渴望和朴素的民族感情去抵抗外侮、保家卫国，而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民皆兵、人人抗战的一场史无前例的爱国主义的伟大战争。同时这种战争不仅仅体现军事上，而是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的战争，这就“充分地展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共产党的领导一旦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所产生的无穷无尽的威力，艺术地体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16]。所以，李瑞环同志说：“相信这部著作，在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过程中，一定会起到良好的作用”[17]。
再次，这部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动力。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和平，是没有战争、没有压迫、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要做到这一切，首先是要防止战争和杜绝战争。《新战争与和平》是从世界全局上认真地观照和反映了这场伟大战争的作品，它严肃地反思了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和深刻的警醒。它告诉我们：“和平是可爱的，没有和平，不能建设幸福世界。可是，人民要的是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和平”。[18]但外国敌对势力和霸权主义“天天在制造战争，摧残和平。……正因为和平天天受到威胁，我们才不得不努力争和平；帝国主义不会赐予和平，和平是斗争得来的……”[19]今天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的时候，我们重读这部《新战争与和平》，绝不仅仅是重温历史，回顾过去，而更重要的是面对当下，面向未来，总结和汲取反侵略战争的经验和教训，使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不再重演，使世界的和平与社会的和谐得到永久地保障。也使我们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使我们审时度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认识，为建设和谐社会而不懈努力。
三
《新战争与和平》作为一部形象化的抗战史，也是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所以，它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
（一）全景式地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宏阔历程
《新战争与和平》视角宏阔、鸟瞰全局、大气磅礴、规模宏伟、篇幅巨大，以“史诗”气势的恢弘与壮阔，全景式地复现了抗日战争的全貌，整体把握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全书共分为6部，全面反映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历史过程。小说从上层抗日的领导者到下层的广大民众，从国际到国内，从敌我斗争到内幕矛盾，凡与战争有关的林林总总、方方面面，无一不囊括其中，包罗在内。从纵的方面看，它从抗战开始写到抗战胜利，几乎囊括了抗战期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真实地再现了中国抗日的复杂历史，如前期的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策略，到后来“西安事变”中态度的被迫转变，形成“国共合作”、联手抗日的大好局面，从而开辟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取得了“台儿庄血战”“平型关大捷”等抗战的胜利，尤其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力量，由于正确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争策略，从而开辟了敌后战场，大大消灭了敌伪的有生力量，有利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战斗。从横的方面看，它把中国的抗战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涉及到了敌、我、友诸多方面，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上至国共和民主党派的领袖、不同领域知名人士的抗战活动，下至普通战士（如狼牙山五壮士）和底层民众抗战的英勇行为，如此涵盖广阔、包罗万象的历史容量，在以往的抗战反法西斯文学中是实难见到的。小说采用全方位展示、多方面比照的方法，有力地凸显了在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全过程。
（二）真实塑造了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人物和英雄形象
作为全面反映我国抗日战争历史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它真实地再现了从领袖到战士的群像，像一幅人物画廊，多姿多彩、熠熠生辉。
首先全面完整地展现了我党领袖的群体风貌，满腔热情地歌颂了领袖们的远见卓识，丰功伟绩。“在抗日战争这一典型环境中，朴实、真挚地描写出了革命领袖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精神特质，凸现了伟人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使之具有历史的广度和深度，也为我党整个领袖群体增添了新的光彩”[20]。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高屋建瓴地制定了一系列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新战争与和平》真实生动地表现出了毛主席的统战大略。在第四部“千古功臣”中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描写。在周恩来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3人在窑洞里围着火盆烤土豆，并就顺利解决好“西安事变”问题周恩来所肩负的千钧重担时，毛泽东诙谐地比喻为这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并“一个也不允许踩破”，即抗日的中坚力量、盟友和蒋介石都不能“踩破”，以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毛泽东把深刻的统战思想通过精妙诙谐的话语说出，令人感到亲切自然，精辟独到。也正是在毛泽东统战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领袖们的伟大实践，才结成了牢固的统一战线，创造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中国的有利条件。
其次，《新战争与和平》还真实地表现了国民党中许多坚决抗日的伟大人物和高级将领的形象。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的许多主张抗日的爱国人物，富有政治远见或军事才能，如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吉鸿昌、傅作义、张治中、张自忠、卫立煌、赵登禹、佟麟阁等。还有爱国华侨陈嘉庚等海外人士，他们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或为抗日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或在战场上英雄杀敌，为国捐躯，或积极募捐，支持抗战。他们积极与共产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冯玉祥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面对蒋介石的妥协苟安、一味退让的政策，他义无反顾地举起了抗日的大旗，抱定了“踏碎困难，奋勇前进”的坚强决心，以“天不怕、地不怕，一心只救中华”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慷慨激昂地立下了“死在抗日旗下”的铮铮誓言。他率领着一支由旧部、义勇军、爱国青年、学生组成的抗日同盟军，力克日寇重兵把守的多伦等地，收复了察哈尔全境，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中收复失地的壮举。一个气壮山河、叱咤风云抗日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
再次，《新战争与和平》还塑造了一批普通战士和群众的形象。如广大指战员与日寇浴血奋战、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台儿庄中国英雄班”等都令人惊心动魄、催人泪下。抗日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广大民众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如微山湖的刘大娘，在同救护队人员一起护送重伤员时，遇到了鬼子的骑兵，同伴们牺牲了，刘大娘被打断了一条腿，刚好扑到身受重伤的张团长身上。鬼子的刺刀刺到刘大娘的腿上，她咬紧牙关，纹丝不动，以装死骗过了敌人。这种在危急关头舍命救护伤员的事例千千万万，表现出了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勇敢刚毅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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