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20年5月14日电（刘润为）

    李尔重是我的同乡。我们的家乡有一条西向的河，原名浭水。宋靖康二年（1127年），徽、钦二帝被金押往五国城时经此水，徽宗赵佶叹道：“凡水皆东，唯此独西。吾安得似次（按：同“此”）水还乡乎？”时人伤之，遂更名为还乡河。有诗云：“北狩至尊仍出塞，西流浭水自还乡。”这条河在我们那里走了一个“之”字。李尔重的老家王毫庄在河西，我的老家在河北，相距大约6公里，同属河北丰润，上世纪70年代还同属沙流河工委（县委的派出机构，下辖4个公社）。

晚年李尔重同志

    老人家是家乡父老们引以为荣的话题。究其原因，倒不在于他的官阶（论官阶，有的比他高，但是没有多少人理会），而在于他的传奇经历，特别是才名。他14岁考入车轴山中学；15岁偷读《共产党宣言》，被学校当局警告；16岁参加薄一波领导的唐山兵暴，被学校当局开除。后来凭借自学，先后考取北平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继而又东渡日本，与同乡杨向奎先生等一起，进入仙台帝国大学学习。上世纪50年代，老人家的散文《武汉关的钟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更使得他在家乡声名大震。我读初中时，曾从老师那里得知，毛主席曾经赞赏说：在我们党内，河北有两个才子，一个是王任重，一个是李尔重，二重。

毛主席接见李尔重(右2)等同志(1955年)

    我与老人家相识纯属偶然。那是1993年12月的一天，我应邀到杨向奎先生家里谈《红楼梦》的问题，恰好李尔重也在。杨向奎先生介绍说，丰润作家王家惠写了一篇考证文章《曹渊即曹颜——曹寅曾过继曹鈖之子》，润为同志写了《曹渊：<红楼梦>的原始作者》，对《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对此，老人家颇感兴趣，于是留下他在武汉的地址和电话，嘱我一定要把两篇文章寄给他。1994年1月，即收到老人家的长信。信中，老人家既肯定了我们的观点，又指出了不足。他说：

    “你的和王家惠同志的文章都读了，有说服力，只是缺少一个直证材料。我看过一九四九年修的江西武阳渡曹氏总谱、曲阳的曹谱、丰润的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修的曹谱，都没有曹寅一支的下落。我认为这是修谱人故意干的，因为曹寅家抄了家，所以修谱人不肯把他们列进去。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有的。比如司马迁受腐刑后，他的韩城老家的司马姓都改了，有的把司加了一竖，改姓同，有的把马加了两点，改姓冯；湖北英山县是毕升的老家（此事已完全查有实据），但因为毕升后人有用活字印刷伪造文书而被抄家者，所以那里姓毕的都改姓了田。

    “看来从现有的家谱里很难找到确证。

    “但冀东的曹家自曹端明北迁丰润之后，已蕃衍于遵化、丰润、宝坻、玉田等县，已知者有近四十个村庄。别村是否还有材料可查？冀东的旗地，集中于玉田、宝坻和丰润、遵化一部分，乌进孝进租一章，明写进有玉田米。在这些‘庄户’人家是否可以查到线索？都值得注意。跟丰润文史馆的同志们查问一下有必要。”

    由此，我与老人家建立了十几年的联系，或书信往来，或通电话。老人家到京，总是喜欢住在黄化门附近的河北驻京办事处。这里离我当时的住地西单很近，所以他每次来京，我都要去看望他，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通。老人家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西；笔耕勤奋，在创作、书法、国学、世界语等方面多有建树。每次听他谈话，总是感觉收获满满、受益良多。“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其是之谓也。

    尤为令人赞叹的是，老人家于1983年70岁时动笔，不分寒暑、不舍昼夜，至1993年80岁时完成共八部480万字的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这是反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全景式鸿篇巨制。这一壮举感动了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于是欣然为其作序。在谈到这部书的创作时，老人家总是反复强调：我写这部书不是为了出名，都80多岁了，要名还有什么用？我是为了比较形象地留下那一段历史，留下对那一段历史的思考，这对民族的未来有好处。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近代历史上取得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我不过比较忠实地记录了历史。从本质上说，这部书是党和人民用生命写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出了不少鲜活的历史人物和宏大的战争场面，但是他未能写出战争的根源以及消灭战争的途径，因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部书之所以叫《新战争与和平》，除了在叙事宏大上借鉴托尔斯泰以外，就是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战争的根源和人类最终消灭战争的途径。

    一般地说，人到七八十岁还能完成一部数百万字的作品，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但是老人家并未就此止步。1994年2月5日，老人家寄赠《新战争与和平》第八部时，在封三的空白页上写道：“润为同志：八部路程是走完了，正开始走上一段新路，愿老天爷给我时间，完成此任务：比较文学史。”看到这几句话，我简直惊呆了，真个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

    老人家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学者，更是真诚的和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1977年初秋，沙流河工委召开会议，部署种收、秋种工作。我和老人家的侄子、时任王毫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建国坐在一起。他说，秋种的最大困难是拖拉机少，不能及时地把地耕出来。我说：找你叔啊，让他跟地委或县委打个招呼，给你调拨一台不就得了？李建国连连摇头，苦笑说：“提这事儿，不挨骂就算万幸了。”是的，老人家自新中国成立起，从来没有利用职权办过一件私事。大约是2005年春，有一次和老人家聊天，老人家说：晓丹（老人家的女儿，湖北省委办公厅干部，时任老人家秘书）的岁数比你还大些吧？这么多年副处了，最近老是让我跟省委领导打个招呼，解决她的正处级待遇问题。我说：湖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对您非常尊重，这应当不是难事。老人家摇摇头，用非常平缓的语气说：我的直系亲属中有5个下岗，我都没找过任何人。晓丹毕竟还有稳定的工资收入，更不能打这个招呼了。

    1994年6月底，我写信向老人家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稿子。7月中旬，老人家回信，对纪念活动中的消极现象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是件大事，但黄金时间都被武则天（按：指电视连续剧《武则天》）占去了，有些抗战影视或被挤到晚上十点以后，或只由省台播放。文章嘛，都是以‘温良恭俭让’掩盖了应该说的真话，就好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暂时同盟军和永久同盟军是一样的立场、思想和目的，就好像帝国主义按照人民的意愿认真地处理了战犯，就好像帝国主义援华和世界人民援华是一样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