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出版社不计经济效益，出版《丝绸之路赋》，又专门为该书举办研讨会，这是出版事业自觉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具体表现。谨向新华出版社致以深切的敬意！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特别是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是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举措，对于反对霸权主义，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推动全世界的可持续和平发展，直至实现“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王金铃同志不分寒暑、呕心沥血，用年时间创作《丝绸之路赋》，热情助推这一造福于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充分表现了一位社会主义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在创作思想相当混乱的今天，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当代，赋体写作兴起于本世纪初，流风所及，几乎各个城市和部门都有自己的赋，但是求实地说，好的不多，文字多属半文不白、生拼硬凑之类，令人不忍卒读。其主要原因是作者的古文不过关、国学不过关。我以为，当今赋体写作最好的是王金铃同志，或者说王金铃同志是当代中国赋体写作第一人。他恪守赋体写作的基本规则，又扬弃古人赋作的毛病，并且有所创新，因而既具有古代赋作的风韵，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篇《丝绸之路赋》，可以说是其赋作的代表性作品。它高屋建瓴、可谓“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它包容广博，可谓“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它典雅尚古，可谓“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在这里，大事业、大图景与大气魄、大铺陈取得了完美统一。

    还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花费巨大精力，为这篇作品做了注释。一般地说，由于赋体必须采用文言，又要凝聚大量史实、典故，会给阅读造成不少的困难。尤其是这篇《丝绸之路赋》，涉及的地域、史实、典故更多，而且一般读者又知之较少，所以注释是非常必要的。王金铃同志的注释，严格贯彻“信、达、雅”的原则，不但能帮助读者读懂原赋，而且能够大致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并且获得不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我看以后出版赋作，可以把这个做法作为一个通例。

    赋是中国独有的一个古老文体，两千多年来涌现出了不少的好作品，如枚乘的《七发》，江淹的《别赋》，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等。当年毛主席还曾经把枚乘的《七发》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让他们以此作为观照自身思想和行为的一面镜子。但是另一方面，赋作为一种文体，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放大自身的毛病。到了西汉，司马相如把赋推到辉煌的极致，也把赋的毛病推到了极致。

    西汉末年的扬雄，年轻时也是司马相如的“粉丝”。在他眼里，司马相如的赋好得不得了，简直就不是人间之物，而是“神化所至”的东西。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大凡青年人学写作，往往偏重于文采方面，我们年轻时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么？再说司马相如的汉赋也确实结构阔大、词藻富丽，让他人难以望其项背。在榜样力量的作用下，扬雄也写了《甘泉》、《羽猎》这些很有名的赋。但是到了晚年，也就是在有了比较深刻的人生体验以后，他的头脑也开始冷静、清醒起来，终于认识到汉赋的致命弱点，那就是“臃肿而贫血”的形式主义和“劝百而讽一”的不良社会效果。所谓“臃肿而贫血”，就是专注于玩弄词藻、虚浮夸张，而缺少实在内容和实在情感。扬雄认为，这类大而空的东西，应当是小孩子家玩的“雕虫篆刻”一类的把戏，成年人再玩这些东西就有些不着调了。所谓“劝百而讽一”，就是说这些汉赋虽然“曲终奏雅”，最后归结到规谏统治者崇尚勤俭、励精图治上，但是统治者所注意的仍然是它所极力铺陈的东西，结果是非但没有收到任何讽谏效果，反而助长了统治者的腐败行为。例如汉武帝喜好神仙，为此挥霍了不少民脂民膏，司马相如上了《大人赋》，予以讽谏，但因赋中过分渲染了神界仙境之妙，结果武帝读了之后，感到“飘飘然有凌云之志”，神仙梦非但未能打破，反而做得更加厉害了。汉成帝大兴土木、广造宫室，扬雄上了《甘泉赋》，希望以此规劝成帝停止这种劳民伤财的工程，但是也因其将甘泉宫的愿景夸张得鬼斧神工一般，结果成帝非但不觉其中的规劝之意，反而被赋中的描绘所吸引，工程有增无已。于是，晚年的扬雄反戈一击，专门撰写了《法言·吾子》篇，批判了汉赋，也解剖了自己。扬雄对于汉赋的批判，对后世影响很大。此后，赋体写作虽然一直绵延不绝，也不断有好作品出现，但总体趋势是走下坡路的，直至白话文兴起而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