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一名普通的国家公务员。
父亲出生于陕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受他父亲和老师的影响,1934年,15岁的父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的一生,经历了陕北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了我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鞠躬尽瘁,奉献终身。
2014年,父亲病逝,享年95岁。他是当年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表彰的22名“党的模范干部”中,最后离世的一位。
父亲一生为官清廉、自律、爱民,履行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信仰宗旨,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
在94岁生日聚会时,他概括了自己的一生,郑重地对子女和前来祝寿的亲朋好友们说:
第一,我没有贪污。 第二,没有为子女和亲友开后门、谋私利。 第三,没有欺负过老百姓。
他言语朴实,掷地有声,没有提一句自己为国家和人民做的工作。
这就是父亲——一个有风骨的共产党员,一个有朴素心灵的人民公仆。
父亲不苟言笑,对我们很严厉。小时候我们一见他就紧张。每学期结束,他一定会过问我们的考试成绩,因此我们都努力学习,不敢懈怠。看到我们的成绩不错后,父亲会露出欣慰的笑容,他是那样和蔼慈祥,让我们终身难忘。
我们进入社会后,渐渐感受到父亲的善良、宽厚、正直。他鄙视媚俗、热爱百姓的朴素情感始终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他襟怀坦白,不阿权贵,铮言直谏,面对政治上的冲击、迫害,他表现出的淡定以及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著,令我们钦佩。
父亲两袖清风,只求奉献,不谋私利。改革开放以来,曾几次公务出国访问,归来除了资料图表,从来不带任何东西给家人。当出国风盛行时,我们子女们有的想到国外求学深造创事业,父亲多次申明:只要是组织上派你们出去,我全力支持。否则,我不会为你们去找门路托人情。只要你们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在国内也会做出一番事业的!这种朴素而正直的观念,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那时,父母的工资比一般公务员高,可父母在生活上十分俭朴。因父亲的熟人多,交际广,且家住北京,往来宾客不断,亲朋有急事时的求助、招待、赠送礼品、路费等支出,使我家常常入不敷出,日常生活主要靠母亲的工资来维持。
父亲生前没有耀眼的光环,但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老百姓们时常念叨着他的名字。人民的口碑,是对他最高的评价,证明他做到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在我们心目中,父亲是一个普通的长辈,普通到他会为百姓的疾苦而落泪,也会因百姓被欺辱而激愤骂娘。父亲生前,我们没有珍惜与他相处的时日,没有认真去了解他的革命历程和故事,没有体悟他的情感世界,这成了我们终生的遗憾。一旦失去了他,骤然产生的巨大的情感失落,使我们真正意识到他在我们精神世界里弥足珍贵!
每当我们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忆起父亲谆谆教诲,总是深深地被感动着。时至今日,父亲对信仰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对人民的真挚热爱情怀是我们望而不及的。他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物质财富,但却留给我们朗如日月、清如水镜的鲜明性格,铮铮铁骨、嫉恶扬善的可贵精神。
我们时常想念他是因为我们没有珍惜他,我们敬仰他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很无知,我们祭奠他是因为我们远不如他,我们为他鞠躬,是表达我们子女对他留在世间那股正气的敬畏。
清明节快要到了,为缅怀父亲作诗一首,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深深怀念:
黄天瘦土沉寒沙,野蒿裹砾走贫垭。 秦地有杰挥戈起,只为稻花香万家。 横枪列马硝烟暗,侠骨凛然傲丹花。 已是百年沧桑客,山静波平听胡笳。
2020年3月5日
亲历父亲二、三事
1978年,时任广东省省长的习仲勋同志,特向中央要求调我父亲到广东协助工作,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秘书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从1978到1982年四年间,父亲在广东省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的探索和尝试。深圳从一个小镇迅速发展成一个经济突飞猛进、人才济济的沿海大城市,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摸索、奋斗的成果。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反思、觉醒、解除思维禁锢的一批共产党人。
1982年,父亲调至青海省工作。他为扩大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特别邀请香港电影导演李瀚祥先生,到青海拍摄一部歌颂藏族民族英雄“格萨尔王”的电影。我因喜好摄影,也加入了这个故事片的摄制组来到青海,与父亲同住。
初到一个信息闭塞,改革思维滞后的西部高原地区,父亲作为一省之长政务繁忙。他事无巨细,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有几次看到院门口警卫室外,或站或坐着衣衫不整的人,有大人也有孩子,他让秘书去警卫室了解情况。
得知守候在门外的那些人均是找省长解决问题的,父亲让秘书通知警卫室:今后凡是来找他的人不要挡在门外,一律带到家里来。
秘书急忙劝说:“省长,你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哪有时间和精力接待上访群众?身体会搞垮的。”
父亲对秘书说:“你想想,如果百姓的事情能在下面政府机关解决的话,还会来找我这个省长吗?一定是他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难处,我能不管吗?如果我都不管,他们要我这个省长干什么?”
简单的一句话,秘书无语了。
父亲的这句出自肺腑的话语,包含着浓浓的爱民情意,让在一旁的我铭记终身。他的声音,似乎就是来自底层百姓的呐喊。
当年,省级领导的坐驾都是前苏联产的“伏尔加”车。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特批给青海省一批日本车,其中的“皇冠”轿车是配给省级领导的。那时省委、省政府车队的专车司机们很少开过日本车,所以都很兴奋,急切盼望领导们尽快换掉苏联车。父亲的司机小王也不例外,几乎天天催我去说服父亲换日本车。父亲交代省办公厅给所有省级领导干部配“皇冠”车,但他始终坚持就坐自己那辆夏天漏雨、冬天没有暖风的旧“伏尔加”。
我也问他为什么不换车?他说:“让这里的干部坐上日本车,了解日本生产的东西比我们的先进多少,对比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确实明白‘只有开放才能了解外部世界’的道理,知道不改革就追不上人家,永远落后。我这车不是还能跑吗?只要不耽误工作,坐什么车都一样。”
司机小王无奈,我也无语,只有发自内心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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