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点燃了世界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第一场战火。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与德意轴心国集团瓜分世界的第一步，从那时起，日本法西斯既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世界人民的敌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冷战的影响与西方中心论的主导下，西方学界看不到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即便如此，他们在讨论二战时也无法忽视九一八事变。这一点以英国军事史家李德·哈特最为典型。在1970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一书中，他写道，“（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越过波兰边界前进……两天后，英法参战，又一场欧洲大战就此发动——而且终于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在论及中国战场时，他又称，“从1931年起，日本人就积极地扩大其在亚洲大陆上的地盘……结果引起了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日本侵略者最终深深陷入游击战而不能自拔……自从1931年起……（到1941年）日本除了自动放弃其侵略政策之外，就只有坐以待亡”。李德·哈特的论述表明，离开九一八事变，二战的起源便不清不楚。很显然，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二战传统叙事逻辑不能自洽。

    由于各种原因，西方学界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述一直到北京奥运会后方有明显改观。2009年，李德·哈特的后辈、英国军事史家安德鲁·罗伯茨批评过去西方学界弱化甚至忽视中国战场地位的做法，明确指出：自1931年9月以来，日本一直在进行着残酷的侵华战争。中国在整个战争期间牵制了日本约一半的作战力量，使他们无法在其他地区作战，为盟军作出了巨大且未得到回报的贡献，而这是盟国分配资源时将中国排在最后的情况下取得的。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作为一条主要战线，中国使日本陷入长期冲突，为盟军获胜作出“极具意义的贡献”。罗伯茨虽没有直接说明九一八事变是二战的起点，但他的论述已经非常接近这一点。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埃文·莫兹利致力于撰写一部二战新历史，展示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如何挑战旧秩序并在各地区分别行使权力。2011年，该书问世，在他看来，亚洲战争与欧洲战争的起源有许多共同之处，九一八事变是国际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日本对1919年巴黎和会所确立的战后全球秩序的强烈挑战。全球很少有地区像中国东北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缘政治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日本的侵略不仅摧毁了中日关系，而且也破坏了日本与美英等国和平共处的可能。这一事件发生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显示了全球不稳定的局势并不限于欧洲。在莫兹利看来，九一八事变与二战的起源密切相关。他纠正了已有认知的一个误区，强调日本对世界的威胁一点也不亚于纳粹德国。日本代表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不像德国那样经历过裁军，而是一直在壮大中。因为中国抗战爆发在前，西方学界过去所强调的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事件，不过是已有全球冲突的一个节点而已。

    2013年，美国版《二战指南》出版。虽然西方中心论仍然是该书的主轴，但在论述中国战场时，该书不自觉地承认其二战主战场的地位。相关表述如“亚洲与太平洋战争是半个世纪以来竞争殖民地和资源的高潮。这也是一场为主导亚洲大陆而进行的战争，以中国为战利品和主要战场之一”。而中国顽强抗战，拒绝投降，迫使日本进行两线作战，一方面对抗西方盟国，另一方面主力被牵制在中国，否则这些部队本可用于威胁印度，或增援菲律宾和太平洋的日本阵地。日本首先破坏了凡尔赛协定，于1931年9月侵略中国东北、继而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很快，日本便退出了本应遏制成员国任何扩张行为的国际联盟，成为第一个主动退出的大国。在该书的另一篇文章中，入江昭批评西方学界常常无视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角色，认为中国在美日战争的起源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必须追溯到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对国际联盟的蔑视。这些事实都间接指向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特质，以及九一八事变对于二战的特殊意义。

    2015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剑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应运而生。该书采用跨国视角，由全球近80位知名历史学家撰写，提供了对二战的全面分析，是二战史学术研究绕不开的一套经典丛书。该书深刻地指出，长期以来，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在西方被忽视、低估或误解。在二战起点方面，该书亦有所突破。英国牛津大学的理查德·博斯沃思和伦敦国王学院的约瑟夫·马约洛跳脱西方传统的二战时间线基调，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很可能是在1931年9月的奉天（沈阳）附近打响的，日本对国际现状的挑战，为日后法西斯集团对世界和平构成更大威胁开了恶劣的先例。

    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里，西方二战史研究加速向全球叙事阶段迈进，九一八事变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强调。长期在美工作的英国二战史家安德鲁·布坎南明确指出二战始于1931年，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首先，就战争本身而言，二战是一系列地区性战争与革命交织而成，亚洲是二战的主要战场，它在规模上足以与其他战场相媲美，在时间上比其他战场更为长久和复杂；其次，长期战争是大萧条的直接产物，而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显然是受到大萧条的驱动，即日本需要确保本国经济的自给自足，以独立于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将1931年作为二战的起点是合适的。

    两年后，英国二战史名家理查德·奥弗里出版《鲜血与废墟》一书。这部体现了其40余年研究功力的著作在国际学界赢得广泛关注。他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二战的传统时间边界不再适用。战争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并于1945年之后的10年里在中国、东南亚、东欧和中东逐渐平息，这一时间框架的选择与布坎南并无二致。这场全球性冲突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当时由英法主导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将地区性战争汇合在一起。日本、意大利和德国正是在这种秩序下产生了扩张野心，并欲取英法而代之。因此，亚太地区不是二战的陪衬，亚洲战争及其结果在塑造战后世界的重要性方面并不亚于欧洲战争。作者反复强调应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的起点，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它发生在大萧条灾难深重之时，是用暴力创造又一个帝国秩序的第一步，开启了帝国扩张的时代。其二，中国战场的规模最大、付出代价最甚。这一观点比其2015年主编的《牛津插图二战史》有关中日战争的论述更进一步。

    2023年出版的《牛津二战手册》重新审视了作为全球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该书开篇在逻辑上否定了传统看法：过去人们认为二战始于1939年9月1日，波兰遭到入侵标志着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失败。然而，20世纪30年代中日战争的爆发已经标志了该秩序的失败。如果西方大国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果断行动，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相反，西方列强显然忽视或未能理解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从而铸成巨大的悲剧。美国学者泰迪·乌德里克斯在2024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部全球史》中涉及九一八事变的内容多达5页。他认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一场拙劣的表演，日本利用该事件吞并中国东北，系同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希特勒执掌德国政权相提并论的标志性事件，它们共同促成三国走向战争之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保罗·张伯林在2025年出版的《焦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史》一书中称，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导火索。大萧条所引发的动荡最终促使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积极筹划，试图在已然拥挤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开辟自己的殖民空间。三国的帝国扩张野心最终促成旧有秩序的瓦解。尽管当时没人意识到这一点，但事实则是，日本蓄意破坏南满铁路，将中国拖入长达14年的战争，点燃了即将席卷全球的战火。

    如今，在全球叙事的影响下，西方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二战始于日本1931年9月发动的侵华战争。西方史观转变的原因在于，首先，冷战结束后，西方学界逐渐认识到，忽视中国抗战经历，就不可能准确理解二战的起源与发生，相关档案资料的开放也为西方认识中国抗战提供了契机；其次，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的发展，使全球叙事深入人心，而方德万、拉纳·米特等人引领的中国抗战研究新浪潮，有力地推进了二战全球叙事对欧美中心论的纠正；最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促使西方从过去特别是二战历史中理解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根本而言，中国的崛起促使国际学界正视其在二战中的重要角色，并给予应有评价，从而纠正以欧美为中心的二战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