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钩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高度重视树立并展示良好的政党形象，通过创办《新青年》《共产党》《劳动周刊》等刊物积极宣传党的理论和主张，不断扩大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全民族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关键阶段。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国际社会存在的偏见质疑，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并通过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大大提升了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实现了自身力量的迅速增长。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国内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展现出中流砥柱的伟大作用和良好形象，还致力于向国际社会传播与展示党的形象，以“唤起全世界注意”（《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9页），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一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我们党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从理论和实践对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进行艰辛探索。早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就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全民族的先锋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不仅彰显了广泛的代表性，更扩展了党的阶级基础，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形象。1938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强调了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党十分重视加强边区党的建设，重视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并开展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树立并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民心为大、民生为重、民苦为忧。1939年，党中央批准筹建中央医院。最初，医院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毛泽东同志得知后不满意，让改成“中央医院”，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当时，天花、伤寒、霍乱等流行病，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了有效控制传染病流行，1940年5月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党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防疫会议，以防疫委员会为延安防疫运动中的最高领导机关，制定防疫措施。1942年4月2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大会成立防疫总委员会，并广泛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开展巡回医疗，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发生率和致死率，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在延安，党员干部始终秉承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宗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民同甘共苦，形成了“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许多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感人事迹，一大批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英雄模范，或见诸报端，或口耳相传，使社会各界对党的认识更加清晰，从而真心诚意地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念。

　　二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法治建设，制订《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内容全面、范围广泛，提升了法治水平，积淀了丰富的红色法治文化。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站稳人民立场，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切实有效地保障了根据地人民的民主权利，赢得了边区人民的广泛认可与坚定支持。中国共产党以土地立法、刑事立法、婚姻立法、劳动立法等为抓手，赋予人民广泛的民主权利。为了更好地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毛泽东同志多次致电各级领导、各级政治机关，要求“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作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92页）。与此同时，党还在边区创造性地实行“三三制”政权制度和根植于民主实践的“马锡五审判方式”。除了特定人群外，凡是年满十八岁的民众，皆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力地促进了边区民主选举制度的施行。同时，边区建立了参议会制，划分了边区和县、乡村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这些举措调整了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赋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毛泽东同志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91页），强调必须秉承民主的政治态度。此外，党大力推进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保障政权民主化、施政公平正义的长效机制，树立起重视法治建设的政党形象。

　　三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作为拥有铁的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不断加强党内政治监督，加强纪律建设，从《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文件中，皆能看出对于严明纪律的重视。毛泽东同志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对于党内违纪行为，党中央一律严肃处理。比如，因恋爱不成枪杀对方的革命功臣黄克功和犯贪污罪的战斗英雄肖玉璧，先后被依法判处死刑，产生了强烈反响。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共产党员“不同于一个普通人”，“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0页），我们党把对干部的奖惩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树立起纪律严明的政党形象。

　　 在1940年《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党中央重申了在边区和根据地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保护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经过不懈努力，陕甘宁边区成为“十个没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8页）的模范根据地。这一时期，党中央号召党员带头争做表率，通过限定薪酬水平、“自己动手”大生产、艰苦奋斗干事业等方式，主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大力建设清朗政风引领社会风气。此外，党大力倡导干部作风建设，要求党员干部为民表率，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等，实行互相监督和适时检查，专门组建惩戒委员会，让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立在严处、落到实处，从根本上防止了腐败堕落行为的滋生。因此，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后也高度评价道：“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使他们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卡萝尔·卡特著、陈发兵译：《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四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倡导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领导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1935年，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次年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卢沟桥事变后，为了更好地团结抗日，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各战场同日军浴血奋战。党还通过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坚持敌后游击战等方式，使得不同政治派别、社会阶层和群体在共同的目标下同仇敌忾，一致抗日。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阴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毅然发动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提振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敌后战场，开展形式多样的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战术战法，机动灵活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取得辉煌战绩，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坚韧不屈、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

　　 这一时期，我们党积极创办《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共产党人》《群众》等报刊，不断创新组织动员方式，大大提升了形象传播的综合效果，向社会大众展现了以非凡智慧和坚毅信念带领中华民族共御外侮的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形象。为了让世界人民更好了解抗战事迹和根据地建设情况，我们党还大力加强对外宣传，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许多外国友人先后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考察，通过多种方式向世界呈现一个“热烈的新社会”，传播与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从而提高了“中共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占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第2册，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