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人民争自由民主而战的情况告诉美国的同胞”

    在走访华中游击区的过程中，史沫特莱也看到国民党内的矛盾与分化，揭露了国民党黑暗的一面，讴歌了一些坚持抗战不畏牺牲的国民党将领，报道了国民政府中对待共产党人的不同行为，如安徽省主席“按月给新四军在安徽中部的几个支队拨付两万元津贴，湖南帮和CC分子都竭力劝阻而无效，省主席的理由是，新四军的游击战士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也都是他抵抗日本的同胞兄弟”。

    1941年5月，鉴于中国反动势力的猖獗，亦因身体原因，史沫特莱决定返回美国，“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人民争自由民主而战的情况告诉美国的同胞”，她自认自己“已成为中国广大斗争的一部分”。与同样访问过国共两方军队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相比，史沫特莱自认因“深陷”中国而不如他“客观冷静”，“他不抱成见，不代表谁，隔岸观火，走马观花，而我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在我看来，中国的强弱盛衰问题似是全世界的问题所在”。

    史沫特莱的耿直一如既往。在《中国的战歌》最后一节，她把在中国度过的岁月称作“我一生最重要的一章”。她希望重返中国，遗憾未能如愿，在取道欧洲来华的过程中，不幸病逝于伦敦。在给友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她恳请将其骨灰送往中国安葬，并嘱咐友人“我的著作所得，无论来自哪国，都请送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照他的意愿使用，以有助于建设一个自由、强大的中国”。她的遗愿再次体现了她对中国的深厚情感。

    【节选自江苏人民出版社《无问西东：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2025年5月】

    （作者为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