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大局。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组织动员、战略策略、军事斗争等方面的坚强领导。

    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1931年9月20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大众，一致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发布一系列文告、宣言，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屈服的坚定意志，庄严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中国共产党不仅参加并积极推动了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发展，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当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从一度高涨转向低潮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把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1936年春至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至第11军，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

    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再次呼吁，“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放弃“反蒋”口号，提出“逼蒋抗日”方针。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创造了必要前提。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卢沟桥事变发生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9日，人民抗日红军将领率全体指战员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5日，中共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9月22日，该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标志着以抗日为共同目标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英勇行动，领导和推动了全国抗战的兴起和发展。

    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战争，中国人民只有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把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和政治保证，并以之作为自己的重大责任。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具有三大鲜明特点：广泛的民族性和复杂性、两个政权两支军队并存、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全民族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平津、淞沪、忻口、徐州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11月中旬，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成针对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武装进攻。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针对国民党的两面性，中国共产党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并将其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确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1939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更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在抗战局面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是当之无愧的团结抗战核心。

    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为抗战胜利指明方向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旗帜鲜明地提出全民族的全面抗战路线以及持久战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抗战爆发初期就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提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实行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是战胜民族敌人所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路线。

    为了从理论上科学地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驳斥亡国论、速胜论，鼓舞全国人民的信心和斗志，1938年，毛泽东同志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科学阐述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问题，完整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一整套具体的作战方针与原则，明确指出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同志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将相持阶段视为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毛泽东同志将以往战争史上通常作为辅助作战形式的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并深入阐述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问题，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关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在广大敌后战场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战主战场，是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两党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对日作战。两个战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而敌后游击战争又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占据主要地位。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深入和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抓住战机，大胆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颇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还创造了建立武装工作队等斗争形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敌后战场的开辟，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对敌人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敌后战场不仅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而且在亚太地区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抗日战争就不可能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