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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视察宝安，部署反偷渡 |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
作者：《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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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人口只有2万多人，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
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深圳镇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经这里进出的外国友人、华侨、港澳同胞达150万人次。宝安与华侨、港澳同胞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有14万人，占全县33万人口的42.4％，还有持双重户籍（香港户籍和宝安户籍）经常来往两地的流动渔民2万余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偷渡外逃长期居全省首位。从1952年至1977年，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的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附城公社莲塘大队1200多人，逃出香港就有790多人；2200多亩耕地，就丢荒700多亩。这个大队的径肚生产队原有24户，108人，外逃了22户102人。大鹏公社建国后共外逃了3679人，占当时在家劳动力4862人的79.6％，其中有三条村庄共34户117人全部逃光。７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各个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搞乱了边防社会治安，严重破坏了生产。
习仲勋到达深圳后，他不是先听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际情况。 因为边防的问题在陆路较多，方苞就陪同习仲勋一行先到宝安东路的罗芳、莲塘、沙头角等陆路地区考察。罗芳是宝安县过境耕作的七个耕作口之一，也是当时边境问题反映最强烈的地区。所以上级领导到宝安，方苞等人就一定带他们到这里，沿深圳河边走边看。
方苞自从1974年1月调到宝安当县委书记，每年都要到罗芳参加劳动，和当地群众一起插秧、收割，对那里情况十分熟悉。他向习仲勋介绍，宝安有几千亩土地在香港那边都丢荒了。为什么会丢荒？第一，“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允许宝安县的劳动力过境耕作，但是现在管得很死，一天才能批几个干部过去，没有劳动力进行耕作，土地自然就丢荒了。第二，以前过境探亲的政策是“三个五”，即每人每年可以过去探亲五次，每次去可以买五斤副食品，五斤副食品的总价格不超过五元钱。这本来就限制得很死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批“三洋”（崇洋、靠洋、向洋）就通通禁止，不准过境探亲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了部分政策，批准一些人过去种粮食，但粮食收割了要挑回来，不准在香港那边卖。所以，虽然有很多地在香港，但劳动力不够，做不过来，地就荒废了。
方苞回忆说：
1977年春节前后，财政部长张劲夫来宝安视察时，我们在这里站了半个多小时。我给他讲了这些问题的历史背景，希望他能向中央反映，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这次习仲勋来，我们同样也向他汇报了这些情况，包括了过境耕作、小额贸易、过境探亲等问题。８
习仲勋考察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一派繁华热闹。而属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很多老百姓都往那边买东西，不少人跑到那边不回来。习仲勋心里感到很难受。他感触很深地和方苞等人交谈了很久。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方苞解释这是因为政策上的限制，很多人都不能过境耕作，才导致这么多土地丢荒，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方苞向他举了一个例子，1962年经济困难时，香港市场需要草皮、花、河鲜、甲鱼这些产品，国家政策不允许大额贸易出口，宝安就组织小额贸易出口，再将这些外汇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购买副食品，才缓解了经济困难时商品紧缺的局面。所以，方苞向习仲勋提出建议，希望省里能支持宝安发展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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