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我留在北京主持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恩来同志让我开完会到北戴河去休息。我去休息了两天，便回京参加八届十中全会。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同志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说我是“挂帅人物”，是什么“反党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那个“理论权威”还在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在会上念了一下那个条子，那个“理论权威”后来就把这句话强加在毛主席头上，作为毛主席语录，广为流传。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李建彤同志要写长篇小说《刘志丹》，我是知道的。我对刘景范同志劝说过多次，希望不要写《刘志丹》小说。我对李建彤同志也表示：“写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后来，我听到中宣部有位负责同志赞扬她的创作。志丹同志的老战友马锡五同志也多次劝我支持写小说《刘志丹》；刘景范同志还对我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我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我并没有向出版社讲过什么意见。在作者多次催促之下，我也只是粗略地翻了一下小说的初稿，而且还没有看完，后来发表过的那些章节，我根本没有看。事情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

    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我只好向恩来同志请假，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

    我正在陷于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委托，和陈毅同志找我谈话。陈毅同志宽慰我说：“我犯的错误比你还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这饱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向恩来同志表示我的决心：“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毛泽东同志、恩来同志的关怀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深信我的问题最后是可以搞清楚的。

    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齐心同志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要她请假留在家里陪我，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我懂得恩来同志对我关怀之深，心里说：总理啊，听从您的教导，我要革命到底，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微末力量，我不会有一念之差的。

    就在那些时候，毛主席还是很关心我，给我创造了学习环境，让我刻苦学习马列著作，还给我到基层锻炼的机会。一九六五年，党安排我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我每日到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半天，拜工人为师，从工人身上学习到许多东西，对我世界观的改造有很大的帮助。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同志不可缺少的助手，是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加强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团结，开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

    在恩来同志身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把自己全部精力无私地贡献给中国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以他革命的一生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宏伟誓言，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歌颂不已，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三年多了，但是，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勇前进！

    （原载《中国青年》一九七九年第四期，本报有删节）

    （人民日报 1979.04.08第3版）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仲勋网上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