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先生从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他逝世，一直和我们党保持着联系和友谊。他是我们党的一位忠实朋友，是一位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值得我们深切怀念。

　　（一）

　　邓宝珊先生原名邓瑜，甘肃省天水市人，生于１８９４年。他出身贫苦，少年时当过学徒，目睹清政府的腐败，追求真理，立志革新，遂投身于争取民主和共和的革命事业。

　　１９１０年７月，邓宝珊先生在新疆伊犁的“新军”中当兵时加入同盟会，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伊犁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发动了著名的伊犁起义。他参加了攻打清政府伊犁将军署和统领衙门所在地惠远城的战斗，立有战功。袁世凯窃国篡权，激起了全国人民公愤。这时他与陕西的老同盟会员一起，参加了讨袁斗争。１９１８年，他和张义安、董振五等在陕西三原起义，与民党人士胡景翼等组织陕西靖国军，任右翼前敌总指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孙中山先生曾写信问他“借问劳苦，并以为勖”，鼓励“坚持初志，百折不挠”。１９２４年，他积极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并任国民二军七师师长，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１９２５年，在他任直隶善后帮办时，先后领衔发出两个通电。其中１２月１３日的通电，是由李大钊同志起草的。１９２６年，北洋军阀镇嵩军——刘镇华部包围了西安国民军杨虎城等部队，达八个月之久，情势危急。李大钊同志代表党要求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冯回国后在五原誓师，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邓宝珊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统一指挥西安城外的陕西国民军，提出了解西安之围的具体作战计划，并率部与吉鸿昌等部一起英勇作战，为西安解围出了大力。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邓宝珊先生同我党许多早期从事革命的同志，如李大钊、刘伯坚、葛霁云等同志有深厚的交往。葛霁云同志作为他的秘书，在他身边工作了很长时间。邓宝珊先生同我们党的著名革命家，红军时代的将领刘伯坚同志的深情厚谊是十分感人的。刘伯坚同志在国民联军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从事革命工作时，邓宝珊先生给了很大支持和帮助。１９３５年３月初，刘伯坚同志在江西作战被俘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在牺牲之前，伯坚同志在给兄嫂的家书中还流露了对邓宝珊先生的感谢和怀念。

　　在邓宝珊先生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副总司令期间，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在驻陕总部任职。不论是民政、教育，还是军事，他和总司令于右任先生都依靠共产党人进行工作。例如，陕西我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魏野畴同志以及史可轩、许权中、葛霁云、杨明轩、王璋峰、杨晓初、刘志丹、刘继曾等同志都在驻陕总部所属的部门和部队担任重要工作，为贯彻我党的主张作出了贡献。早在１９２５年，邓宝珊先生在所部国民二军七师就开办了军官传习所，任命共产党员胡重差为所长，张如海为政治教官。第二年在陕西乾县，邓先生又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了邓希贤（小平）同志为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革命教育。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后，从此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时，他还积极支持创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中山军事学校，一所是中山学院。这两所学校都由共产党人负责，例如邓小平同志当时曾负责过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工作，陕西我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李子洲同志任中山学院副院长。这两所学校培养了大批的军事和政治干部，对陕西地区以后的革命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１９２７年５、６月间，刘伯承同志在四川顺泸发动起义失败，由川入陕，经人介绍给邓后，不仅慷慨赠银，并且开了护照，使伯承同志等摆脱了困境。

　　（二）

　　１９３２年初，邓宝珊先生应杨虎城将军之约，到兰州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后改任新一军军长，续范亭同志此时先后任他的参谋长和总参议，是他的故交。汪锋同志也是这个时期因受到过他的掩护而和他初次相识的。

　　１９３１年底，汪锋同志当时是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正在西安。有一天，汪锋同志在特务追踪下立即跑到邓宝珊先生在西安皇城南门外的办事处躲藏，特务尾追到门口没敢进去。汪锋同志在办事处住了两天，经葛霁云同志介绍认识了邓宝珊先生。邓先生当时很痛快地说，你需要住多久都行。１９３２年５月，谢子长同志到兰州，经杜斌丞介绍，和邓宝珊先生在兰州城外的五泉山会晤，当时在场的还有常黎夫同志。在如何抵制蒋介石瓦解异己和联合抗日问题上，谈得很是投契。邓先生还送给谢子长同志手枪两支，子弹二百发，由常黎夫同志转交。“礼物”虽少，却表现了邓先生对共产党人的信任。

　　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我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邓宝珊先生十分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曾奔走于晋、冀、鲁三省，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

　　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时，邓宝珊先生不在西安，但他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张学良被扣于南京后，东北军一部分官兵要求举兵营救，蒋介石又派三路大军准备攻占西安，杨虎城处境困难，特电邀邓宝珊先生赴西安协助处理。邓先生到西安后，按照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政策的精神，努力做各派之间的团结工作，对稳定局势，贯彻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逼令出国，邓宝珊先生为了保护杨虎城将军的安全，多次周旋于蒋及各方人士之间，而且亲自送杨到上海，直到将杨和他的随行人员送上轮船。

　　（三）

　　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先生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长，后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军在与陕甘宁边区毗邻的榆林。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很为不满，拥护和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较好的友邻关系。对于支撑北线抗日，维护边区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毛泽东同志给邓宝珊先生的信中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

　　抗战初期，邓宝珊先生就在我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葭（县）、吴（堡）、青（涧）警备司令部所在地的绥德设立了办事处，沟通联络，转达信件，和平相处，协防抗日，并指示所属部队要“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我党中央通过函电来往并多次派王震、南汉宸、袁任远、杨明轩等同志前往榆林和邓宝珊保持联系，因而在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封锁边区、制造摩擦的时候，邓先生能够以团结抗日为重，和我陕甘宁边区基本上保持了睦邻关系。１９３８年９月，邓宝珊去山西河曲参加傅作义召集的会议，我党也派南汉宸、罗贵波同志去河曲，经过工作之后，奠定了抗战时期陕绥边区的安定局面。此后不久，１９４０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从南面进攻陕甘宁边区，要邓封锁边区，进行围剿，他借故离开榆林，实行抵制。胡连电催促，他拒不返榆，从而使边区北面相安无事。皖南事变后，王震同志调绥德后不久去榆林见了邓宝珊，重申了“互助互让”的原则，回来不久，在绥德开了一个欢送大会，把伪专员和各县县长“礼送出境”。他知道后持缄默态度，支持了边区的建设。１９４３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邓宝珊曾电邀南汉宸到榆林，共商对策。当蒋介石电令邓宝珊绕道宁夏到重庆去见蒋时，邓先生有意经过延安，并留住二十多天，毛主席、朱总司令、贺老总、林老等都接见了他。

　　在整个抗战期间，邓宝珊先生曾多次到过延安，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都接见和宴请他，与他长谈，从而建立了较深的友谊。１９３９年，他首次路过延安，毛泽东同志曾与他作竟夕谈，对他后半生走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４３年的一次，他在延安停留了三周多，朱总司令曾给他讲了自己参加蔡锷护国运动的详细经过，贺老总给他讲了红军长征中经历过的山川风物，毛主席和他单独谈过好几次。

　　同年秋天在邓宝珊先生第二次返回延安时，又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的成果展览，并以来宾身分参加了劳动模范大会。他在会上讲话时说：“我是大家的朋友。”八年抗战中，他确实是这样做的。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宝珊先生对于蒋介石捍然发动反共内战，内心不满。１９４７年夏天，刘绍庭先生曾携朱总司令和续范亭同志的信到榆林见邓宝珊先生。邓先生在复函中表示：“只要有机会，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这一机会，在１９４８年底开始的平津战役期间终于来到。在当时进行的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中，傅作义先生曾先后派代表两次与我谈判，都未能达成协议。这时，邓宝珊先生应傅作义先生电邀到达北平，一面与我党加强联系，一面与傅先生推心置腹进行商谈，使傅先生下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议，并委托邓先生担任全权代表，出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谈判，终于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邓宝珊先生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２日，毛主席在平山县西柏坡亲切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先生，热烈欢迎他们站向人民一边的正义行动，充分肯定了他们为保护千年古都的珍贵文物、建筑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为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的贡献。

　　１９４９年，绥远和平解放的时机成熟，但国民党反动派极力进行破坏，曾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前去绥远，企图阻止起义。９月，傅作义、邓宝珊先生受毛主席、周恩来同志的委托，一起亲自去绥远，防止了国民党的破坏，协助董其武先生实现了绥远国民党军队的和平改编和绥远的和平解放。绥远和平解放后，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聂荣臻、薄一波同志曾发电报祝贺。

　　在绥远期间，邓宝珊先生还为宁夏马鸿宾部队的起义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１９５５年，他和傅作义先生一起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以表彰他在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劳绩。

　　建国以后，邓宝珊先生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派遣，回到甘肃工作，先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长期主持省政府的工作直到逝世。他克服了年事渐高身患心脏病带来的困难，勤于学习和工作。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注意联系群众，体察民情，倾听群众的意见。在任职期间，足迹遍于全省七十余县。五十年代末，甘肃受“左”的错误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他去农村视察回来，如实地向省委反映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