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杜重远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当我们在祖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重大变化的大好形势下，在改革开放的高潮中，满怀信心地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刻，永远不能忘记这位在我党处于艰苦环境下，同我们并肩战斗的战友，无私无畏地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烈士。

　　杜重远先生原是东北的一位实业家。早在２０年代，他就在沈阳创办了肇新窑业公司。他运用在日本留学期间学到的先进技术知识及管理经验，把它建设成为我国第一家现代化工厂。他的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功，不到３０岁，就被推举为沈阳市商会副会长，成为东北工商界的著名人士。

　　杜重远先生又是一个爱国者。他以天下为己任，不能容忍国家的领土主权受到损害，民族尊严遭到侵犯。在中学时代，他就投身于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斗争。在日本留学时又被推选为代表，回国参加反对日本侵犯旅顺、大连的活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不但摧毁了他辛苦创建的事业，而且也击碎了他曾经抱有的“实业救国”的梦想。在国土沦丧、家园破碎的悲凉情况下，他只身流亡关内，义无反顾地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斗争中。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在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走遍华北各地，到处讲演，鼓励抗日。后来，他来到上海，结识了邹韬奋、沈钧儒、胡愈之等革命知识分子，形势的发展把他推到了文化斗争的第一线。

　　当时，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创办《生活》周刊，宣传抗日救国，不但在上海而且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１９３３年底，国民党反动政府借口该刊支持福建的反蒋斗争，将《生活》周刊查封，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杜重远认为抗日斗争不能失去这一阵地，全国同胞不能中断这一精神食粮，毅然决定接办《生活》周刊。他利用自己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在两个月内办好了各种手续，于１９３４年２月正式创办了《新生》周刊。邹韬奋对此给予很高评价。他说：“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个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１９３５年５月，《新生》周刊刊载了一篇《闲话皇帝》的短文，该文从学术角度泛论各国君主制度，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位生物学家，如果他不做傀儡天皇，继续研究生物，必有很多成就。”日本领馆利用此文大做文章，胁迫当时的上海市长立即封闭《新生》周刊，“严惩”编者和作者。在审判中，杜重远严词责问爱国何罪，他大声疾呼：“中国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最后《新生》周刊被勒令停刊，杜重远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本的奴颜卑膝和杜重远的刚正不阿、大义凛然，形成了鲜明对照，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学生和市民群众群情激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把上海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新生》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嘴脸，也进一步教育了杜重远。同国民党形成对照的是，中共中央在１９３５年《八一宣言》中十分鲜明地表明了谴责国民党政府和支持杜重远的态度。宣言说：“日寇要求惩办《新生》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这是在“中日亲善等口号下所作的降日活动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奇闻”。杜重远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杜重远早就同共产党有接触。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底，他通过夏衍在上海第一次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向他介绍了中共坚决抗日的主张，对东北民众的抗日运动和杜重远的爱国热情表示了坚定的支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狱中，他利用国民党被迫给予的“优待”，大量阅读了周恩来通过地下党员孙达生送去的马列主义刊物，并同前来探望的地下党员胡愈之、孙达生等结合时局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从此杜重远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邹韬奋称杜重远是一个“嫉恶如仇，从善如流”的人。一旦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便毅然听从，把自己个人的抗日努力，纳入到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来。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强调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推动张学良转变对共产党的态度，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方面所作的重大贡献。

　　杜重远是张学良十分敬重的幕僚和挚友。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杜重远就曾做过张学良的秘书，他帮助张学良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是张学良外交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杜重远在创办肇新窑业公司期间，则得到了张学良的大量资助。流亡到关内以后，杜重远又是张学良在北平成立的智囊核心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专门在重大问题上给张学良出谋划策。张学良１９３４年从海外考察回国后，曾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当时，他的观点是：国家不统一，无法抗日。杜重远不同意他的观点和做法，曾多次向他提出批评意见。杜说：“不能对蒋介石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消耗实力，应当对内联合各抗日力量，对外联合苏联、外蒙，举起抗日的旗帜，打回老家去！”１９３５年，东北军在“围剿”红军中遭到惨败，一个师被歼，对张学良震动很大。与此同时，作为东北著名抗日人士的杜重远因“新生事件”被捕下狱也在东北军中引起强烈反响。１９３５年７月，张学良给狱中的杜重远发信慰问，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几年来教训颇多，特别是一年来，由于认识上的错误，一误再误。决心改弦更张，希望老朋友不要摒弃我。”杜重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不断从狱中写信，并通过友人去西安向张学良做联合西北军、联合共产党的思想工作。张学良深受感动，接受了这些意见，同杨虎城消除了误会，与地下党也取得了联系。

　　１９３６年４月，张学良趁去南京开会之机，转道上海，会见当时尚在服刑，但已转移到虹桥疗养院的杜重远。为保守秘密，这次历史性会见由地下党员孙达生安排在疗养院外的一座小树林里。杜重远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明确指出联合抗日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张学良告诉杜重远，通过杜以及其他友人的努力，他已经同陕北红军达成合作抗日的秘密协议。１９３６年９月，杜重远刑满出狱后，于１１月２９日，冒着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危险，来到西安，再度做张学良的工作，坚定其联共抗日的决心。这时距离西安事变的爆发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共中央当时对杜重远这次西安之行极为重视，叶剑英曾为此向周恩来和张闻天专门发了电报，对此次行动作了报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放弃剿共政策，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形成全民抗日的大好局面。从我党的情况来看，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力量遭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损失；刚到陕北，又遇到根据蒋介石命令驻扎在潼关以西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原来驻在陕西的杨虎城的西北军的围堵，我军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张杨的义举彻底扭转了对我党、我军的不利形势，从被动变为主动，为我党我军团结广大群众，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实行抗日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世人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爱国行动都给予高度评价。在这里应当记住，杜重远是促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最初推动者。正是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张学良反复做了大量的工作，才会有以后发生的事情。杜重远功不可没。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正在江西景德镇的杜重远也被国民党软禁，直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扣留后，对杜重远的软禁才解除。由于杜重远的声望和影响，在有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参加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改组南京政府的谈判中，周、张、杨曾联合推荐杜重远同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入行政院，以宋为领导人，杜、沈、章为次长，但这一方案后来没能实行。